打开博客，首页的滚动条上有一行标题：地震发生时，你在做什么？突然想到两天来所看到的所听到的，觉得这个问题该改为：地震发生后，你在做什么？

昨天晚上，听到这样一个插曲：地震发生一天后，单位开会，大家最关注的自然是地震了，尤其是过去20几小时仍然没有消息的汶川。但某某突然淡淡说一句：啥大事？就是死光了不也才十几万么？

我不在现场，真庆幸当时我的耳朵没有被这样的恶心语言所污染；我庆幸，在人生中少与这样的人在一起待了数小时。但是被转述的这个插曲仍然深深刺痛了我，让我不得不变成一个不文明的人，向某某人竖起中指！！

还是昨天晚上，在办公室比较各家报纸的地震报道。因为坚守到凌晨3点而获得最后消息，我的同事们在标题上打出了“万人遇难”，相比其他把遇难人数还写为8000的报纸比，我对他们充满了敬意。作为新闻人，坚守岗位并准确报道事件的进展，搜罗最新最多的信息告诉那些还在担心亲人安危的读者，就是对救灾最大的贡献。

但是我更欣赏南都昨天（第一次灾难报道）的报道，他们动用了10几个版面（据说第一时间派出了40几个记者），他们在头版的副题写下（大意）：向遇难者默哀；向受伤的人们表示慰问；希望所有的社会力量为救灾抗震行动起来，并第一时间联系了企业（保利地产？）共同发起救灾行动。

我的同事们说这太“情绪化”，“矫情”，“不客观”，结果我很“情绪化”地争辩起来。我想说的是，媒体从来不是一台机器，媒体有时候必须是社会公器，良知的代言人，社会行动的发动者，当社会面临灾难时他应该有勇气承担组织大众面对并战胜困难。在西方媒体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媒体尤其如此。我们在该客观的时候从来做不到客观，却在自己可能达数万同胞被灾难夺去生命时说要“客观”，这是荒谬的。美国的飓风、洪灾，美国媒体都是非常“情绪化的”，为什么，因为人都是有情感动物！我甚至在美国的证券新闻里都可以找出“情绪化”的例子，难以置信吧。记得以前翻译过一篇获“普利策新闻奖”的特稿（海南出版社《新闻与正义》第三册），说法国一个金融巨鳄试图收购美国固特异（做汽车轮胎也做飞机轮胎），固特异所在的小城类似大庆，就是整个城市都是固特异的员工和家属，当大家发现固特异可能被收购并瓜分，他们的饭碗不保，家园被“入侵”，生活将发生变化时，大家奋力反抗法国的金融大鳄。我记得里面一个细节是，小孩问妈妈：为什么不让他收购，我们离开后就不用闻这橡胶味了。妈妈回答说：孩子，只要你每天还闻到橡胶味，就说明我们的日子还好，说明我们的家还在。

美国人不比中国人煽情？

打住。我想，每个个体的力量确实有限，但是如果大家都能有心出点力，出点钱，哪怕多关注灾情发展，都是对灾区人民的支持。

网络上有人骂平安保险，骂姚明、刘翔捐款太少。确实，在灾难面前可以测出一个人一个企业一座城市的“心”，深圳才捐200万呢？虽然捐款是自愿，但是当我们看见一个小学生把自己的所有的钢蹦都捐出来时，年薪6000万的马司机却只象征性掏点小钱，而灾后他势必会从灾区人们增强的保险意识而获得更加丰厚的回报。这样的两相比较，人们不得不拿秤去掂量掂量其中不同的分量。

14日中午，新华社记者传回汶川县城首张图片。

空军救援部队登机奔赴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