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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上午11点使馆有个座谈会，对这类活动原来挺感兴趣的，也参加了不少，兴趣点更不一样，有时候为了吃好吃的，有时候恰好无聊，有时候觉得国内来的人挺有层次。后来便不怎么感兴趣了，因为多数活动都是什么招聘会，投资会什么的，没有新意。但是这次是因为关于西藏问题的，我便兴匆匆地去了。
原来是西藏社会科学院的院长次旺俊美率领几位藏学研究专家给留学生和华人华侨做报告来了。次旺俊美是西藏贝叶经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全国《格萨尔》学会副会长，算是藏族中的才俊了。但是报告的内容并无新意，让人稍感失望，但是稍稍一想便能理解，因为他们到国外来参加一些交流活动，和国外的专家包括政治家都有交锋，使命不可谓不重大，中间抽时间来给留学生和华侨补充一些感性知识，还是很宝贵的。所以精彩的不在于他的报告，报告的内容网上都有，精彩的是报告后的提问，直面在西藏出生和成长的当地人，很多东西是书本上看不到的。
次旺俊美说他是西藏第二届中学毕业生，那个时候西藏还有私塾。他的家庭是葛厦政府的成员，但是在50年代和达赖分道扬镳了，坚定的站到了共产党的一边。他说，他的父母告诉他，旧西藏的制度真的是要不得的，只有少数贵族享有权利。谈到西藏的发展，他举了自己的例子，说他随父母到北京，骑马从拉萨出发，走了四个月才走到昌都。他曾担任西藏大学的校长，讲到汉藏矛盾时，他说西方的人总是夸大汉藏矛盾，他当时开除学生，既有藏学的，也有汉族的。
我提的问题是国外很多人认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册封是单方面的行为，并不能作为中国拥有主权的证据。比如唐朝曾册封松赞干布为西海都尉，但公认唐朝的中国和西藏是两个国家。后来袁世凯册封十三世达赖，十三世达赖是谢绝了册封的。这个问题次旺俊美先生和其他几位学者都做了回答，其中青海社会科学院藏学研究所的所长马林还特别举了五世达赖的例子，说五世达赖离开北京时还没有得到册封，他在回西藏的路上走得很慢，甚至在甘肃呆了好几个月，为的就是等清朝的册封。因为只有得到册封，他才能在西藏有效的统治，可见册封是双方的需要。
有人提出批驳达赖喇嘛的政治活动会不会伤害西藏人民对达赖作为宗教领袖的感情的问题，专家的回答是很难把政治人物的达赖和宗教领袖的达赖分开，但是国家还是尽可能的照顾藏族群众对达赖的感情，比如达赖叛逃后，他的人大副委员长的位子给他保留了好几年。
次旺俊美还提到西藏的僧侣中真正参与骚乱的还是少数，因为他和僧侣接触很多，知道僧侣的真实想法。在这次地震中，很多僧侣也积极捐款。这让我想起在德国纽伦堡抗议达赖的队伍中，有一支是雄天宗的队伍，本来雄天宗在西藏读立的问题上走得比达赖更远，可是当大陆的留学生和雄天宗的人直接面对面交流时，发现远比想象的容易，谈到清朝，雄天宗的人非常肯定的说达赖这个称呼都是清朝大皇帝赐予的。还有在柏林的抗议中，有留学生直接和流亡藏人交流，也惊起地发现并非是完全敌对和充满敌意的，在交流中慢慢地敌意就化解了。看到同学在网上发出的这些帖子，我真正相信，除了民族矛盾，还是有民族感情的，而且数百年的汉藏交往，这种感情实际上已经深深积淀下来了，只是在现实的民族矛盾下，他没有苏醒而已。在这个意义上，民间的交流远比官方的交流重要得多，如果汉藏友谊胜利，那一定是庶民的胜利。
在班贝客达赖演讲现场，华人抗议队伍派出代表，要求向达赖递交公开信。达赖派出了原来国家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青海塔尔寺主持，后来访美时滞留不归，奔向达赖喇嘛的阿迦活佛出来接受公开信。后来在柏林抗议当天，阿迦活佛还担任了达赖喇嘛和中国媒体人员对话的翻译。让我感到比较吃惊的是，阿迦活佛在接受抗议信的时候，和几位华人代表肩并肩的站在一起照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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