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年逾古稀的曹禺已是海内外声名鼎盛的戏剧作家。有一次美国同行阿瑟·米勒应约来京执导新剧本，作为老朋友的曹禺特地邀请他到家做客。午饭前的休息时分，曹禺突然从书架上拿来一本装帧讲究的册子，上面裱着画家黄永玉写给他的一封信，曹禺逐字逐句地把它念给阿瑟·米勒和在场的朋友们。这是一封措辞严厉且不讲情面的信，信中这样写道：“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的心不在戏剧里，你失去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也不过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
　　
　　阿瑟·米勒后来撰文详细描述了自己当时的迷茫：“这信对曹禺的批评，用字不多但却相当激烈，还夹杂着明显羞辱的味道。然而曹禺念着信的时候神情激动。我真不明白曹禺恭恭敬敬地把这封信裱在专册里，现在又把它用感激的语气念给我听时，他是怎么想的。”
　　
　　阿瑟·米勒也许不太明白：这正是曹禺的清醒和真诚。尽管他已经是功成名就的戏剧大家，可他并没有像旁人一样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荣誉和名声。在这种“傻气”的举动中，透露的实质是曹禺已经把这种羞辱演绎成了对艺术缺陷的真切悔悟。此时的羞辱信对他而言已经是一笔鞭策自己的珍贵馈赠，所以他要当众感谢这一次羞辱。
　　
　　生活永远源源不断地在制造羞辱，这是永恒的命题，比这更重要的是你的态度。
　　
　　一年前的暑假，我决定参加一家著名报社的假期实习，然而表情傲慢的报社接待人员在知晓我普通院校的出身后，毫不留情立刻把简历丢还给了我：“普通大学学生暂时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羞辱与尴尬刹那涨红了我的脸，在众人的讪笑下我逃跑似地溜了。回到寝室，那种羞辱感还一直在深深刺痛着我。不能够就这样放弃，受伤的我一遍遍激励自己。经过努力，不久我在另一家更出色的报社找到了实习的机会。直至现在，我仍然感谢那一次羞辱：是它刺激我用执著战胜了自己内心深深的失败感。
　　
　　羞辱无疑就是人生的一门选修课，胸心狭窄者把它演绎成包袱，而豁达乐观者则会把它看作是“激励”的别名。
　　
　　我钦佩那些感谢羞辱的勇敢者，当他们直面羞辱这一门人生选修课时，当他们用人性的执著与追求超越那些仅停留于羞辱表面的伤害与脆弱时，我看到他们正向另一种能够打动人心的高贵和境界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