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疑，假若曹雪芹时代有稿费的话，世间还会有《红楼梦》么?即使有，还会只有八十回，而不拉长为三部曲么?曹在“寒冬噎酸荠，雪夜围破毡”的窘迫中，还耐得住性子“增删五次，披阅十载”么?就算曹雪芹不肯沾染媚俗的尘垢，出版商们能允许他维持现在的结构不动么?恐怕书名得改，包装要换，征订单要写得色香味俱全，恐怕不止是秦可卿淫丧一节得恢复，钗也好，黛也好，性活动都得大量增加。高鹗续书中的三角关系本已有违曹的初衷，现在恐怕得搞到四角、五角方肯歇手。我不怀疑曹雪芹的品格，却怀疑广大无边的“存在”的销蚀力量。
金钱、功利与艺术、美感，在本质上是水火不相容的，真正的创作源自心灵的不可遏制的冲动，最高的艺术来自最无功利目的的创造，它具有神性，与存在、本体、永恒是一脉相通的。就这个意义来看，稿费是创作的大敌。因为，钱固然是世间一切事物普遍价值的替代物，但世间一切事物的价值并非都可以用钱来衡估，钱是从人的劳动和本质中异化出来的，这个外在本质一旦统治了人，就开始蔑视人所崇拜的神圣之物，甚至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因而，它虽可能成为创造性劳动的象征，却更容易堕为非创造性劳动的象征。现代作家一面写作一面获得稿酬，这种买卖型的支付方式本身，就在把创作这一神圣的精神劳动偷偷降低为一般的商品化劳动，就在悄悄地改变“创作”的本源意义。现代作家的身份职业化，可悲地使“写作”由手段变成目的，而“生活”则由目的沦为手段，创作已很少自然而然的迸发，大多数情况下是为写而写的匠艺甚至完成生产定额的劳作。
难道作家的创作劳动，倒可以不付报酬了吗?当然不。不付是不公平的，少付是残酷的。物质生存与精神生存向来就有深刻的冲突，就创作的本义而言，金钱与艺术确乎水火不容，但就人的生存而言，不食人间烟火，恐怕万万不行。肉身凡胎的人无法挣脱这一矛盾，现代人由于现代文明的蛊惑，商品化程度提高，就比古人更难挣脱这一矛盾。更大的威胁是，钱并不是按美的原则而是按市场的法则支付的，稿费的多寡又以自己的市场价值败坏着作家心目中的艺术价值，直到作家认同钱的价值放弃自我价值为止。
于是，由于市场的魔力，现代作家比古典作家更深地陷入钱统治心灵还是心灵拒绝钱的矛盾。只有驱逐了钱的重压，精神才能飞扬，但现代人驱逐钱魔就像驱逐自己的影子一样困难。同样由于市场的魔力，作品中的商品化成分大大加重。世间鲜有永恒的商品(即使有，人也不愿制造)，世间也就鲜有永恒的艺术。商品必须缩略耐磨损的时间，作家也就无形中缩略着审美的长度、密度和纯度。我无意贬抑市场背景下的现代作家，我也不是复古主义者，但要我说真话，那么：就美的纯粹度而言，优秀的古典艺术的确高于优秀的现代艺术；就摆脱金钱的控制而言，现代作家要比生活在自然经济下的古典作家困难十倍。这也许是文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吧。
如此说来，现代作家就永远超不过古典作家了吗?当然也不。我是强调着历史条件和难度的差异罢了，何况文学的历史乃变化史，非进化史。事实上，曹雪芹的时代以至更早，虽无稿酬制度，却有类似的物事，比如官位，虚名，宠信之类，为此写作者大有人在；虽无市场化的出版机制，书肆刻坊倒也不少，不然“狗尾续韶”式的续作不会那样多。而曹雪芹们，也并非完全没有得到过稿费，只是他得到的是“预支稿酬”——他曾度过一段锦衣玉食、裘马轻狂的充分得意的时刻，那时物欲限制着精神的伸展，一旦报酬失去，尘缘斩断，再来反思人生，遂走向大彻大悟，其创作也才真正出于刻骨的怀念，永恒的忏梅，存在的大惑，求道的茫然，他也才靠近了具有神性的艺术的本质。
负荷沉重的现代作家，既无法摆脱锱铢必较的市场的笼罩，也不能脱离现代人文环境而遗世独立，他们怀着比古代人更发达的七情六欲，注定了要在物质与精神的二律背反中忍受更大的煎熬。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悲哀。然而，他们的存在困境又正是他们的优势所在。如果他们坚持不让物欲主宰心灵，并且深刻地写出了人们挣不脱物欲的痛苦和反抗物欲的勇气，他们就展现出古典作家不曾有过的现代魅力，就在通往终极关怀和人的自由的永恒之路上作出了卓越贡献。还有比这更鼓舞人心的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