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考古学存在大量令人困惑的谜团，历史的谜语需要考古学做出谜底，考古学之谜也需要历史古籍中严谨的答案，时空就好比无形的密码，如何破译以见真实的历史面目,无数人都在为之努力。
- 人类的起源
- 女儿国
- 夜郎古国
- 玉溪抚仙湖水下古迹
- 河姆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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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瑟王与圆桌骑士
- 桃花源记
- 喀纳斯湖
- 考古学家们评选出了2006年最重要的考古发现。
一、人类的起源
达尔文的理论指出：人类起源于非洲。而近日有学者推论，人类不但起源于东亚，更可能是起源于江苏和安徽两地。如果此种推论成立，将是对人类起源学说的颠覆。是根据什么得出了这一惊人推论的呢？
新闻回放
据《大公网》报道，南京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南京猿人”骨化石的发现者之一许汉奎，新近以“南京直立人”的出土和研究为题，推论人类不但起源于东亚，更可能是起源于江苏和安徽两地。
许汉奎介绍，灵长类是哺乳动物中最高级的动物，是人类最早的祖先。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灵长类骨化石在安徽潜山，距今6000多万年。后来在江苏溧阳发现距今4500万年的“中华曙猿”，比埃及古猿要早1000多万年。在江苏泗洪又出现距今1500万年至1000万年的晚期猿，它有30到40厘米高，形状和猴子差不多，没有尾巴。在安徽繁昌又发现240万年前的石器，说明当时已进入猿人时期。从南京直立人起，开始出现“智人”，即具有智慧人的特征。安徽巢县有2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江苏镇江、泗洪又出现3万年到4万年前的“晚期智人”。由此，可推论出：人类不但起源于东亚，更可能是起源于江苏和安徽两地。
核实
南京学者否认：“这是个荒谬的推论”
对于人类的起源，科学界一直有争论。其中，最重要的推论有两个：一个是“非洲起源说”，在上世纪60年代，有欧洲的学者在非洲发现了古猿，以及80年代末通过对人类DNA的研究，进一步印证了达尔文“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观点；其二，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了“北京猿人”后，中国也陆续发现了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的重要化石证据，为此中国科学院的吴新智院士提出，人类的起源是“多地起源”。许汉奎研究员本人也很赞同这一看法。
许汉奎赞同人类“多地起源”说，为何又将起源地如此简单地推断为具体的江苏和安徽两地？记者采访许汉奎研究员本人时，他说：“我绝没有发表过如此不严谨的推论，为此，我也很气愤，年都没过好！”许汉奎研究员告诉记者，他从来没有用这个材料来证明这个荒谬的推论。并称，自从南京汤山的葫芦洞出土了“南京猿人”的头骨化石后，关于“南京猿人”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中。由于是从各自的领域出发，运用不同的材料和依据，专家们得出的结论也不完全一致。至今，在对于南京猿人生存年代的判定上，专家们还有很大的分歧，又怎么可能推论出人类不但起源于东亚，更可能是起源于江苏和安徽两地呢？
讲述
“南京猿人”与“北京猿人”的发现证实人类起源于不同地方
许汉奎告诉记者，他虽然是“南京猿人”骨化石的发现者之一，始终参与了化石的研究，他所在的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也是最早接触“南京猿人”头骨化石的科研单位，但由于他本人和研究所都不是专门研究“古人类”的，主要的科研工作是在中国科学院下属的北京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相关专家带领下进行的，所以，从学术角度说，他也不可能越俎代庖，说出“人类不但起源于东亚，更可能是起源于江苏和安徽两地”这样颠覆性的话。
“南京猿人”的发现颇具偶然性，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孙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头盖骨化石是南京东郊汤山镇的农民在开采葫芦洞古熔岩洞时偶然发现的。当时，农民们并不知道这些不起眼的骨头就是我们的祖先！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在第一时间派出了几位专家去实地考察，其中就有许汉奎研究员。随后，南京市文物局的研究员也到了当地，并取走了头盖骨化石，交给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专家，请他们来断定化石的年代、特征以及潜在的信息。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成功复原了“南京猿人”1号头骨化石的全貌后，发现她是一个21岁到35岁之间的女性，生前可能患有骨膜炎，她具有北京直立人的许多形态特征，并与中国不同时代的古人类化石有遗传联系。“南京猿人”2号头骨化石复原后，显示其是个壮年男性，处于直立人到智人的过渡阶段。2号头骨额骨上的正中矢状隆起低而宽，也与欧洲和非洲直立人及早期智人相近。和1号女性南京猿人相比，他要更进步一些，有可能处于猿人向智人过渡的阶段。两个头骨之间可能存在着十多万年的差距。专家们认为，南京人1号、2号头骨为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和现代人多地区起源假说，提供了新的重要的化石证据。
南京汤山葫芦洞猿人遗址的发现阐明了南京直立人及其伴生的哺乳动物群的性质、年代与北京直立人（北京猿人）及其伴生的哺乳动物群相似，南京汤山葫芦洞与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属于同时期的古人类遗址。许汉奎研究员认为，无论是“北京猿人”还是“南京猿人”，都为人类“多地起源说”提供了证据。
解读
至今研究仍无法证实人类起源于东亚
许汉奎介绍，他曾和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常年从事古脊椎动物的研究、也是最早接触葫芦洞化石的研究者之一的徐钦琦教授共事过。徐教授通过对葫芦洞内古脊椎动物骨骼的研究，推测南京猿人生存于距今大约12.7万至50万年前，和20万至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基本生活在同一时期。与这两种猿人共生的动植物也大致相同，表明在几十万年前，南京地区曾跟北京周口店地区的气候相似，即拥有了森林和草原气候。因为纯粹的森林气候不会使灵长类下地变成直立人，而单纯的草原气候又可能使其被猛兽所消灭。许汉奎研究员本人很赞同这一科学观点，认同这一地区存在猿人的可能性。
南京葫芦洞有猿人头骨存在，但并不能证明人类就起源于此地。许汉奎说：“由于灵长类是哺乳动物中最高级的动物，是人类最早的祖先。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灵长类骨化石在安徽潜山，距今6000多万年。后来在江苏溧阳发现距今4500万年的‘中华曙猿’，比埃及古猿要早1000多万年。在江苏泗洪又出现距今1500万年至1000万年的晚期猿，它有30到40厘米高，形状和猴子差不多，没有尾巴。而在安徽繁昌又发现240万年前的石器，说明当时已进入猿人时期。从南京直立人起，开始出现“智人”，即具有智慧人的特征。安徽巢县有2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江苏镇江、泗洪又出现3万年到4万年前的‘晚期智人’。”这正是此前新闻上用来佐证“人类不但起源于东亚，更可能是起源于江苏和安徽两地。”的证据。他介绍，在安徽和江苏这样一个范围里，发现了从灵长类到晚期智人完整演变过程的化石，为现代人多地区起源假说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但就目前的科研结果，根本不可能得出人类不但起源于东亚，更可能是起源于江苏和安徽两地的推论。
他指出，南京汤山葫芦洞内还有大量的古脊椎动物遗骸和十多米厚的第四纪沉积物，这些都还有待于继续的发掘研究，人们对南京猿人的了解还仅仅只是冰山一角。究竟人类起源于何方？这还是个未解之谜。因此，在日后的研究中，要更多地关注这一地区在科研考察中的价值。http://scitech.people.com.cn/GB/4085346.html
美国学者利用基因技术挑战人类进化史，中科院院士接受本报专访对此观点表示欢迎
从440万年前最早的人类化石算起，人类谱系的演化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通常认为，人类起源，有两个关键节点———人科的起源和现代人的起源，科学界对此有多种理论假说。学者大多赞同，最初的人类出现于600万到700万年前的非洲，非洲是否是全球现代人的共同起源地，这一点争议严重。
2月9日美国“每日科学”网站报道，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坦普莱顿教授(AlanTempleton)利用基因技术的发现提出，古人类曾经三次“走出非洲”，而不是两次；非洲人种与欧亚人种互相交融，繁衍后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吴新智院士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这一新的研究成果能为“多地区进化说”提供佐证。
人类都起源自非洲？
地球上所有生物都是同一起源的，人类这个群体也是其中一部分，属于动物界─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纲─灵长目(类人猿亚目)─人科。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学者达尔文认为非洲的大猿与人类最为接近，从而推测人类起源于非洲。而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通过各地的考古发掘及研究，古人类学家已经就人类起源问题，为我们描绘出大致这样一幅图景：第一阶段大约出现在600万-700万年前；第二阶段是能人(Ho鄄mohabilis)阶段，大约生活在160万-250万年前；第三阶段是直立人阶段(Homoerectus)，大约从180万年或160万年前持续到20多万年前；最后一个阶段是智人(Homosapiens)阶段，从早期智人一直到约10万年前进化到晚期智人。晚期智人的形态与现代人类基本一致。
由于目前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化石仅发现于非洲，因此在科学界，人们比较赞同最初的人类可能出现于600万到700万年前的非洲，但是争议较多的却是现代人的起源问题。对此，学术界形成了两种主要看法———“走出非洲学说”(OutofAfrica)和“多地区进化学说”。
两种假说都认为直立人起源于非洲直立人，然后大致在200万年前走出非洲，迁移到欧亚大陆。但非洲起源学说认为现代人类起源于20万-15万年前的非洲，然后在大约10万年前走出非洲，并完全取代了其他地区的古人种。该学说自1987年首次提出后，得到许多分子生物学证据的支持。然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陆续出土的大量人类化石，在存在形态的延续性等方面都不支持这个假说。
作为“多地区进化说”代表人物之一的吴新智院士，于1984年和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沃尔波夫(Milford Wolpoff)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索恩(AlanThorne)共同撰文，提出“多地区进化说”，主张现代人是在4个地区出现并连续进化，而且在各个地区之间都有基因交流。
基因显示非洲原始人三次出走
直到现在，学界对现代人起源问题还是争论不休。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生物学家坦普莱顿将DNA分析方法指向了比晚期智人更早的直立人，希望从另一面揭开现有人种的整个进化历史。在发表于美国《2005体制人类学年鉴》上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坦普莱顿便提出大约在直立人阶段，非洲古人类就曾三次走出非洲，其中最早的一次在190万年前。
四年前，坦普莱顿就曾提出其关于人类起源的新理论，该论文《一次次走出非洲》(OutofAfricaagainand again)发表在2002年3月8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
坦普莱顿于1995年设计了一套电脑程序GEODIS，以此分析了全球各地人口的DNA序列，并试图找出人群之间的基因关系。坦普莱顿及其他研究人员重点比较了10个根据遗传特征划分的区域的人的普通染色体、性染色体、线粒体DNA.分析结果显示，人类在42万―84万年前曾走出非洲，之后又于8万―15万年前再次大规模向外迁徙。
2005年，坦普莱顿将10个区域扩大到25个区域，结果发现在上述两次迁徙外，在190万年前人类就已经有了“走出非洲”的经历，称得上是最早的一次。
他表示人类走出非洲的这一时间框架正好与化石记录相吻合，因为目前所挖掘出的直立人就是在那时由非洲向外扩展的。http://scitech.people.com.cn/GB/1057/4111486.html
河套人化石年代提前 非洲起源说受质疑
2006年12月28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博物馆发布了一条惊人消息：中国学术界目前确定，内蒙古鄂尔多斯“河套人”的生存年代距今约7万年至14万年间，而这比过去认为的年代至少提前了3.5万年左右。“河套人”年代的确定，无疑成为了一个重要结点，将我国考古界目前所发现的具有现代人体质特征的古人类化石有机地串联了起来。它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又一次引燃了2007年考古学界对现代人起源的争论。
在现代人起源的问题上，多地起源说和非洲单一起源说的争论由来已久，被主流派人群所赞同的达尔文提出的非洲起源说，往往又因为存在不少难以自圆其说的漏洞，而被多地起源说的赞同者所质疑。
为什么“河套人”的生存年代前移，会使原先在人类进化史上地位并不显赫的“河套人”，成为破解中国现代人起源之谜的关键。它又是怎么给多地起源说增加新的证据？为此，记者专访了发布这条消息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博物馆的副馆长杨泽蒙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慰文等专家。
上世纪80年代，两家科研机构对“河套人”的年代展开激烈争论
“河套人”的生存年代为什么会如此难以确定呢？杨馆长介绍，自1922年，法国的天主教神父、地质及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到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最南端的萨拉乌苏河流域考察时，意外地采集到了许多动物化石和人工打制的石制品和骨角器，并从发掘到的化石中，确认出一枚人牙后，“河套人”便走进了人们的视野，而考古界对“河套人”的年代的判定，普遍认为在5万年之内。
杨馆长说：“‘河套人’的年代争议，缘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次科学考察。”当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兰州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的两路专家联合进行了科学考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专家通过当时最先进的碳14同位素的方法对萨拉乌苏遗址测定，认为“河套人”年代应该在3.5万年左右，不会超过5万年，而中国科学院兰州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的专家通过对“河套人”生活地层内沙土的分析测定，其年代还应该再往前推一些，超过5万年。
于是，两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情况下，联合科考的结果没有对外公布。“河套人”的确切“年龄”认定一拖就是20多年。
未发现“河套人”以前，中国究竟有无旧石器时代的遗存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
黄慰文研究员作为当时参加科学考察的专家之一，向记者证实了杨馆长的说法。
黄慰文说，在未发现“河套人”以前，中国究竟有无旧石器时代的遗存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河套人”的发现，填补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如果能在亚洲找到早于6万年前，具有现代人体质特征的古人类化石，就能把我国的晚期智人这一链条穿起来。对 “非洲起源说”是个有力的回击。
依据非洲单一起源论。简而言之，就是目前地球上各个人种都是十多万年前，某一非洲女性祖先的后代，这个非洲女性祖先被称为“夏娃”。这种理论认为，“夏娃”的后代离开非洲扩散到欧洲和亚洲等地，“河套人”的年代一提前，也就意味着作为现代人的鼻祖，东亚地区的晚期智人自成一脉，和“夏娃”是同时期的，不存在先后关系。
“河套人”如果距今7万年至15万年，将会有力地支持人类多地起源说
“河套人”年代的断定，到底是5万年前还是5万年后？
黄慰文说：“科学毕竟是发展的，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发现碳14同位素的方法测定范围不超过5万年，超出5万年就不太准确了。后来，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董光荣和他的学生采用另一种同位素方法，热释光方法所获得的结果为距今7万年至15万年。
就在不久前，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尹功明用更加先进的光释光方法测定，也证明萨拉乌苏遗址的年代不晚于距今7万年。
黄慰文说，这些测定是站在垂直陡坡，往地下60米处挖掘采样，条件相当艰苦，而且，上述结果也符合萨拉乌苏动物群和地层学观察对于遗址的判断。所以，我也转变了看法，认同“河套人”的生存年代距今约7万年至14万年间。”
黄慰文认为，过去由于东亚地区缺乏现代人的化石证据，使现代人“非洲起源”说在国际学术界得到广泛认同。“河套人”化石的年代测定，使国际学术界重新把目光转向东亚。
中国最早的古人类化石是200万年前的巫山人牙化石，在中国出土的各时期的古人类化石都有共同特征，如铲形门齿、脸较为扁平等，这表明至少170万年以来，中国人的进化过程是连续不断的。但由于东亚地区缺少5万年至1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证据，使这种连续性出现了缺失，而7万年至14万年间的“河套人”的发现，找到了中国人进化过程中所缺的早期智人这一环，与随后的“山顶洞人”为代表的晚期智人有机的相连了，这正是“河套人”年代纷争的真正意义所在。
西方学术界面对东亚和非洲古人类考古结果标准不一，“河套人”还需确定更准确的“年龄”
对于“河套人”最新年代的判定，也不是所有科学家都赞同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两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记者，他们还是认同“河套人”的年代应该划定在5万年以内。
同时，他们表示，认为大约200万年前远古人类走出非洲的观点，在科学界没有太多争议，但认为10-15万年前的现代人起源非洲，这在目前争议还很大，远没有形成定论。
即便“河套人”就是存在于7万年至14万年间，也不足以支持多地起源说，因为化石证据还是太少。
面对不同的声音，黄慰文告诉记者，在人类起源的问题上，西风盖过东风，和他有书信来往的英国考古学家罗宾·丹尼尔就曾表示，西方学术界包括认同非洲单一起源说的人，在面对东亚古人类考古结果时往往是苛刻的，而遇到非洲的考古发现，面对人类“非洲起源说”的证据则往往是宽容的。所以，考古学界应该提出更多的证据证明“河套人”的年代。
来源：北京科技报 （责任编辑：徐丹）
http://scitech.people.com.cn/GB/5283024.html
二、女儿国《西游记》中的描述并非完全虚构——
一位美丽痴情的女王、一条喝了其中的水就能生孩子的子母河，《西游记》中描写的“女儿国”曾经留给人无数的幻想。“女儿国”究竟是吴承恩全凭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虚构出来的理想乐园，还是历史上果真有过这样一个“女儿国”呢？
史书中记载的东女国是否就是传说中的“女儿国”呢？
“‘女儿国’在历史上的的确确存在过，而且现在有一些村寨一直将‘女儿国’的古老习俗留存至今。”任新建说。任新建是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四川康藏研究中心副主任，他经过长期研究和实地考察发现，今天四川甘孜州的丹巴县至道孚县一带就是《旧唐书》中记载的东女国的中心。
东女国是否就是传说中的“女儿国”呢？据《旧唐书》第一百九十七卷《南蛮西南蛮传》记载：“东女国，西羌之别称，以西海中复有女国，故称东女焉。俗以女为王。东与茂州、党项接，东南与雅州接，界隔罗女蛮及百狼夷。其境东西九日行，南北22行。有大小八十余城。”
据任新建解释，按照《旧唐书》的记载，东女国南北长22天的行程，东西长9天的行程，如果按照过去一天骑马40公里或者步行20公里，那么东女国应该南北覆盖400公里到800公里，东西覆盖180公里到360公里。
据史书记载，东女国建筑都是碉楼，女王住在九层的碉楼上，一般老百姓住四五层的碉楼。女王穿的是青布毛领的绸缎长裙，裙摆拖地，贴上金花。东女国最大的特点是重妇女、轻男人，国王和官吏都是女人，男人不能在朝廷做官，只能在外面服兵役。宫中女王的旨意，通过女官传达到外面。东女国设有女王和副女王，在族群内部推举有才能的人担当，女王去世后，由副女王继位。一般家庭中也是以女性为主导，不存在夫妻关系，家庭中以母亲为尊，掌管家庭财产的分配，主导一切家中事务。
历史上的东女国后来难道已经消失了？
《旧唐书》关于东女国的记载是十分详细的，但是到了唐代以后，史书关于东女国的记载几乎就中断了。难道东女国的出现只是昙花一现吗？
任新建说，唐玄宗时期，唐朝和土藩关系较好，土藩从雅鲁藏布江东扩到大渡河一带。可是到了唐代中期的时候，唐朝和土藩关系变得紧张，打了一百多年仗，唐朝逐步招降一部分土藩统治区的少数民族到内地，当时唐朝把8个少数民族部落从岷山峡谷迁移到大渡河边定居，这8个部落里面就有东女国的女王所率领的部落。
当时东女国女王到朝廷朝见，被册封为“银青光禄大夫”，虽然是虚衔，但是品级很高，相当于现在的省级官员。后来到了唐晚期，土藩势力逐渐强大，多次入侵到大渡河东边，唐朝组织兵力反击，在犬牙交错的战争中，东女国的这些遗留部落，为了自保就采取两面讨好的态度。
后来，唐逐渐衰落直至分裂，土藩也渐渐灭亡。土藩崩溃后，曾经被他们统治的青藏高原重新回到了原来的部落时代，唐代分裂后，也没有力量统一管理，到了后来的宋元明三代，对于青藏高原地区的统治很薄弱，因此基本没有史料记载，一直到清代才把土司制度健全。而东女国的遗留部落有些由于靠近交通要枢，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女王死后没有保留传统习俗，逐渐演变成父系社会，而有一些部落依旧生活在深山峡谷，保留了母系社会的痕迹。
http://culture.people.com.cn/GB/40479/40481/4560122.html
三、夜郎古国
为了揭开因成语“夜郎自大”而家喻户晓的夜郎古国的神秘面纱，考古学家的脚步，停留在云贵高原北部一个名为中水的山间小盆地。这次，他们认为真切地感觉到了古夜郎的气息。
去年底，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四川大学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中水的数种不同时期文化类型遗存，进行了３个多月的考古发掘。这次考古发现了１００多个商周时期的祭祀坑遗址，是我国西南地区首次发现商周时期祭祀遗址。考古人员在少数祭祀坑内发现了人骨遗骸，还出土了一组完整的、可复原并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陶器，大量的石器、骨器、玉石器和青铜器等文化遗物。专家认为，这次发掘，可初步建立起贵州西部乃至云南东北部新石器时代末期至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展系列。
有学者认为，这次考古发现将成为拨开夜郎国千年迷雾的突破口。
古夜郎曾使中国的考古学家“迷失了方向”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满腔热情的考古学家们难以面对尴尬的现实：夜郎古国神秘的面纱刚刚揭开一角，探寻之路却已山重水复。
学者们认为，时至今日，夜郎古国至少还存在四大谜团：古夜郎的疆域、中心区域在哪里？谁是夜郎的主体民族？夜郎的社会性质是什么？夜郎存在多长时间？这四大谜团困扰着学术界，使夜郎国的真面目云遮雾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说：“这四大谜团实际上是整个夜郎之谜的集中表现。”
夜郎考古到今天已经发掘了３批共２３００余件文物，包括一些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青铜器。但是考古发现的总量相对有限，而区域文化的确定，需要一个从定量到定性分析的过程。
北京大学教授孙华认为，夜郎出土文物不够丰富，尤其缺乏对夜郎时期高等级墓葬的发掘。
白云翔说：“由于关于夜郎的文献记载十分缺乏，而且彼此存在出入，夜郎研究的突破口就自然地寄希望于考古发掘。”
１９９６年，贵州省成立了由一名副省长担任组长，文化厅长、财政厅长担任副组长的夜郎考古领导小组。是年，领导小组邀请国内著名专家、学者，对夜郎考古的长远规划和近期目标进行了安排。不久，贵州省组建考古研究所，大力推进考古工作。
一系列的举措曾使夜郎考古出现了短暂的繁荣。２０００年，赫章县可乐墓葬群出土了大量被专家认为极具价值的属于夜郎时期的文物，这一考古发现，被评为２００１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贵州目前的夜郎考古举步维艰。
有学者认为：夜郎国是一个虚幻的世界
随着楚文化、滇文化、南越文化和巴蜀文化独特的魅力日渐显现，地理位置上处于四者之间的夜郎国却依然“犹抱琵琶半遮面”。
在夜郎考古迟迟没有突破性发现的同时，有独辟蹊径的学者认为，“几十年来，人们津津乐道的夜郎国，可能是一个虚幻的世界，一个空中楼阁。”
云南省博物馆研究员王海涛说：“我们研究发现，很多研究夜郎的学者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存在一个有雄伟国都、有庞大主体民族、有发达文明的强盛的夜郎国。在这种思路的主导下进行研究，是一种潜意识的误导。”
王海涛及其同事们的研究方法是，把３０余年来，专家们发表的关于夜郎的论文输入电脑，并对其中２０多位著名的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学和民族学专家的文章进行重点分析，模拟辩论的结果发现，任何一位专家的观点，都存在与之针锋相对的观点。同时这项研究还产生了考古学上的悖论：夜郎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 专家们对夜郎古国的研究似乎山穷水尽。
中水考古有望破解古夜郎四大谜团
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些夜郎文明虔诚的追随者，已经和他们魂牵梦绕的夜郎王在两个地方进行了“非正式会晤”，但是，缘悭一面，至今未能目睹“庐山真面目”。夜郎考古仍然存在四大谜团。
谜团之一：古夜郎的疆域、中心区域在哪里？这个问题是学者们分歧最大、争论最为激烈的话题。通常认为，作为一个国家，应该有自己的统治范围，存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这种“中心说”目前有１０多种。贵州省内就有安顺、桐梓、六枝、望谟、惠水、长顺和三都等地，认为古夜郎的中心在今天它们的行政区划内。而云南的宣威、广西和湖南也认为在自己的区域内。各方提出的“中心说”，并非子虚乌有，都能引经据典，甚至找出专业的学术论文。随着研究范围的拓展，虽然夜郎国的轮廓日显明朗，但是未能得到普遍认可。
谜团之二：谁是夜郎的主体民族？其中包括谁是夜郎的统治民族或人口最多的民族。对此，主要有４种观点：苗族说、彝族说、布依族说和仡佬族说。如今，这四个兄弟民族都成立了自己的民族学会，并为争取本民族是贵州的先民而广泛求证。一些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甚至受到了民族感情、政治背景等因素的影响。
谜团之三：夜郎的社会性质是什么？根据对夜郎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理解和评价，对夜郎社会性质的认识大体可以归纳为四种观点：一是奴隶制社会的早期阶段；二是原始社会的末期阶段；三是封建社会早期；四是双重经济体制，即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因素已经对夜郎产生了较大影响，并逐步改变当时的社会状态，处于一个过渡阶段。
谜团之四：夜郎存在多长时间？学术界对夜郎的时间界定大相径庭。由于夜郎国灭亡的事件史书中有明确记载，所以，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夜郎国存在了３００年左右。但是，它建于何时？它的上限在哪里？仍然没有获得统一认识。夜郎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文献记载都是寥寥数语，而且彼此存在分歧。
白云翔说：“这四大谜团实际上是整个夜郎之谜的集中表现。历史研究只能逐渐接近真实，而无法复原，这恰恰是历史的魅力之所在。
四、玉溪抚仙湖水下古迹
新华网云南澄江６月２１日电（记者伍皓、李倩、王长山）一个高１９米、底部其中的一个边长９０米的巨型石构建筑体静静地藏在云南抚仙湖水下，历经沧桑、覆满青苔的它终于迎来了“浮出水面”的时刻。２１日，云南大学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李昆声教授向媒体宣布，抚仙湖水下发现巨型高台式建筑体，该建筑体非常宏伟，初步推断是个高度文明的结晶。
当天，玉溪抚仙湖水下古迹研究会会长、水下古建筑群的发现者耿卫展示了该巨型建筑体的图像声呐扫描图及水下古建筑群的水深测量图。他将面积为２.４平方公里的水下古建筑群平均分为１２个区。这个巨型建筑体处于F区。“在抚仙湖水下，成规模并可以测量的建筑体有近３０个，像这样大型的建筑体在水下古建筑群中至少还有９个。”耿卫说。
在图像声呐扫描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该建筑体有５级台阶和部分位置断裂的痕迹。耿卫说，根据他们多次潜入水中观察的情况，该建筑体非常巨大。他们测出该建筑体高１９米、底部其中的一个边长有９０米，连日来潜水员探秘的部分只是该建筑体的“冰山一角”，整个形状至今无法完全判断。
据介绍，五级台阶中第１、２级由砂岩组成，第３、４、５级由坚硬的青石组成。第１、２级台阶倒塌比较严重，越往下的台阶保存越好，整个建筑全部由石材组成。
李昆声教授说，该建筑体是个高台式建筑。该建筑的五级台阶之所以材质不同，主要是砂岩质地较软，便于雕刻。目前发现的各种图案和符号都是在第一级发现的。他推断，这完全是个人工建筑，因为石材“堆砌整齐，排列有序”，而且可能是与祭祀有关的建筑。
他说，至于这个建筑是多边形、方形还是其他形状暂时不能确定；其年代、建造方式也无法定断，到底是在陆地上建造好了再因为种种原因浸入水中，还是直接在水中建造的仍然是个谜。
据了解，这些从水下古建筑群获得的各种数据将送到北京，由专家进行三维立体图的绘制。届时，这个水下建筑体的“面纱”将被揭开 。
五、河姆渡文化
所有的发掘证据，都向今天的人们呈现出这样一个事实，河姆渡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处氏族聚落生活遗址，他们从附近的山上砍伐树木，构建起了干栏式房屋，他们靠种植水稻、采集、捕鱼、和狩猎为生，他们已经开发出了芦苇和麻制品。
他们在这里生活了2000年，但奇怪的是这里没有发现他们延续下来的证据。
1998年的一次洪灾，给河姆渡研究者带来了灵感。
他们发现河姆渡遗址地层的堆积表明，河姆渡文化时期至少发生过两次持久的特大洪水。第一次发生在距今600年前后，第二次发生在距今500年前后。第二次洪水不仅淹没了河姆渡人的家园，而且还在遗址和南部的四明山之间冲刷出一条100余米宽的河道，使原来向北流的姚江改成向东流了。
在连续不断特大洪水的切割下，“工”字形高地终于被冲出一个大缺口，姚江完成了改道东流的剧变。海水沿河道上溯，从此河姆渡开始遭受洪水的威胁，而变成一片水乡泽国，河姆渡的先民赖以为生的水稻连遭淹没，甚至颗粒无收。他们不得不开始大规模的迁徙，离开这块生息了2000年之久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