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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拜物教社会的历史文化基础
——试论中国传统极权体制的文化构成
草根思者：http://blog.chinathink.net/user1/2290/archives/2006/6787.html
目 录
一、中国人，你受了什么样的魔道之魇
二、权力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
三、皇权制度——权力文化的制度基础
四、儒教文化——中国传统极权体制的政治伦理学
五、宗法文化——权力文化的社会基础
六、官场文化——病态人格群体产生的病态文化
七、流氓文化——边缘人群入主主流社会产生的文化杂交
八、权力文化的现实存在
九、中华民族的文化重建
一、中国人，你受了什么样的魔道之魇？
作为大陆中国的一介草根思想者，笔者曾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过。因为中国人建造了人类的四大古文明之一。而且是流传久远，保留最长久、最完整的古文明。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的辉煌。有过世界上最优美的文学艺术。有过许多独步于世界的文化成果。
但是，随着对世界的了解，随着对整个人类文明的熟悉，随着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深入解读。我更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沉重与悲哀。甚至为中国在近现代的一系列表现而感到耻辱和羞愧。这是一种国家的耻辱和羞愧，是一种民族的沉重与悲哀。
中国的近现代史，是一部悲剧，闹剧不断上演的历史。是一部噩梦纷纭的历史。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反右运动、人民公社、大跃进、三年饥荒、十年文革。几乎所有大的历史事件，最终都体现归结为民族的灾难、人民的灾难。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过辉煌历史的民族。作为一个建立过东方文明的文化教育发达的民族。在世界进入突飞猛进发展期的近现代，却大大地落伍了。不但跟不上世界先进民族的发展速度，甚至远远落后于一些所谓“蕞尔小邦”的前进步伐。中华民族，好像永远只有在历史的泥潭中挣扎的命运。面对宝贵的历史机遇，中华民族总是只有失之交臂的份！
翻开中国的历史，只要不被历朝历代统治者编造的历史谎言所迷惑。我们就会深感历史事实被歪曲，涂抹得太厉害。感到前人给予我们的观念误区太多，理论淤泥太深。
历史上的先贤先哲，如黄宗羲、王夫之、唐甄、谭嗣同等人，都曾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过类似的拷问。但是，所有的怀疑和拷问，都未进入深层次系统的批判阶段。
现代的读书人、思想者中，也有人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提出过一系列的置疑和反思。集大成者，有民国初年的厚黑教主李宗吾先生。他直指一部中国二十四史，一言以蔽之是厚脸皮，黑心肠而已。实际上是痛感中国历史受权力文化的影响太深，从而写出了一部嘻笑怒骂的《厚黑学》。
后来“五四”时期的鲁迅先生，更借《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之口，点出一部中国历史，字里行间都是二个字：“吃人！”。鲁迅先生的许多作品，笔锋所至，直刺民族的劣根性。不管是“示众的材料与看客”也好，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好，或是对“做稳了奴隶”的自得的愤恨也好，统统是对一个古老民族现代悲哀的沉痛反思，饱含着对中华民族历史沉重的感叹。但是先生由于时代的局限，未能从历史文化角度作更深入系统的批判解读。
台湾的柏杨先生，则已经看到了“酱缸文化”的可恶。批判之笔直指民族的劣根性——中国人之丑陋。面对整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沉重，他老先生禁不住不断追问：“中国人，你受了什么诅咒？”。并试图通过中国唐朝历史上的一次偶然的历史事件，来证实这种诅咒存在的真实性。
但是历史规律的真实存在，毕竟必须依靠对大量历史事实的解读分析来证明。一个巨大的精神文化遗存，更必须依赖对整个历史文化过程的解读来推断。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不妨将中国近现代史上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时期作为分析对象。
首先是戊戌变法时期，中国本来就是一个改革的上层资源稀缺的国家。经历了所谓太平天国革命的长期战乱，清王朝濒临崩溃的边缘。好不容易出现了一个改革图变的开明君主光绪皇帝。但是日本明治维新式的局面没有出现。民族内部的顽固守旧势力是如此强大。它很快选取了慈禧太后这个腐朽势力的总代表，对新生的改革力量进行了毫不留情地扼杀。这样的历史现象，决不能简单地将责任归咎于光绪和康梁等改革派人物的策略失误或者是慈禧个人的邪恶自私。更应该从民族文化的封闭性、排它性、顽固性中去寻找深层次的原因。
又比如辛亥革命时期（笔者更愿意将其称为后辛亥革命时期）。旧历辛亥年，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通过前仆后继，艰苦卓绝的斗争，好不容易推翻了封建帝制。照道理，应该迎来的是一个举国上下共同振兴国家的建设期，是一个民主法制制度的确立期。然而结果恰恰相反，革命志士或被刺被杀，或出洋考察，或被挟制得不能动弹，皆只有作壁上观的份。在权力场中，有志于改变制度建设国家的改革者，总是不敌于军阀、官僚、政客之流的功名利禄之徒。即使袁世凯的皇帝梦破灭后，城头变幻的仍是大王旗。志士仁人们仍然只有面对国事扼腕浩叹而已。
后来爆发了一场“非武器批判”的五四运动。作为一场声势影响不可谓不大的文化运动。社会积蓄爆发的仍是激情多于思考，浮躁多于理性的鼓噪。虽然出现了一大批诸如鲁迅、胡适、陈独秀之类的文化名人。他们之中不乏忧国忧民，品质卓异的思想者。但是社会上响彻的多是打倒孔家店和宣扬各种主义的口号声。缺乏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负面成份，深入理性的批判。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或者说作为一个阶层，没有很好地发挥其社会良知和头脑的历史作用。许多人被挟裹在各种政治势力之中，各各作着自己无力的挣扎。大多数最终成为了权力斗争的奴隶或牺牲品。思想文化启蒙的任务，在环境相对宽松的历史夹缝期未能完成。各种主义都未能给中国带来民主与法制。
尤其到了当代，经历过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以后，中国虽然处于难能可贵的和平安定时期。二战以后的世界，许多国家都抓住了发展进步的历史机遇，大踏步地前进了。而我们国家却一次又一次地错过历史机遇。陷入了纷至沓来的意识形态斗争，个人权力斗争中。陷入各种政治实验、经济实验、社会实验的灾难和个人崇拜的热昏中。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物质财富的毁灭，宝贵生命的毁灭，优秀文化遗产的毁灭。
时至今日，世界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而中国社会刚从松绑中得到一点起码的发展。却又陷入了贪渎成风、腐败入骨、道德沦丧、怨毒迷漫的泥潭。对金钱的追逐到了疯狂的地步，对权力的崇拜，权力的恶性膨胀和滥用，到了令人发指的空前程度。混淆是非，鼓吹邪恶的文化垃圾被大量制造出来，恶俗之花遍地开放。中国到底怎么了？中国人到底怎么了？难道真的被某种神秘的魔咒魇住了？每个清醒而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痛心疾首，都在思索。一切浪漫的猜测，空泛的指认，都是不负责任的。鲁迅先生不是说过吗：“腑肺而能语，医师面如土”。我们国家民族的病因只有由我们自己找出来。真正的病根找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便找到了。否则，只有重蹈历史的复辙，即使因腐败发展到极致，导致社会崩溃引发一场革命，问题仍得不到解决。“革命，许多的罪恶假你之名以行”。用专制的形式来反对专制，最终获得的仍只能是专制。国人吃“革命”的苦已经够多的了！
中国这一段时期，不是在热炒热卖着各种文化吗？什么儒教文化、皇室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市井文化、饮食文化、性文化、茶文化、酒文化，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然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系统，却被有意地掩盖遮瞒了。也被有心的研究者长期忽视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存在。有着复杂庞大的系统。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影响最大。严重地阻滞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这就是权力文化！
就是这个权力文化系统。围绕权力、主要是国家权力形成的文化系统。广泛地积淀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全面地代表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性、劣根性、堕落性和顽固性。
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宗教情绪以及***规则、行为规范、道德准则、民族性格，总之，一切文化心理状态的存在，无不深深地打上了权力文化的烙印！中国社会对权力崇拜的程度之深、之广、权力拜物教社会色彩之浓，莫不突出于世界各民族之林。这都是权力文化在作怪！中华民族的主要病根在哪里？就在权力文化！中国人受了什么样的魔道之魇，就是受了权力文化之魇！
许多的志士仁人，在一次次的历史失误中，已隐隐地感觉到它的存在。已经意识到阻滞中国发展进步的病源病根，就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但以前只是空泛地归咎于孔孟儒教和封建制度，没有进行深入地挖掘。任一个巨大的历史包袱如此深重地积淀在我们民族的文化里。它像是一个难以摆脱的恶梦，又似是中国人一种如影随形的宿命。面对当今生机勃勃的世界，中华民族的子孙实在不应该再麻木，不应该再一次又一次地沉入昏睡中。一个麻木的民族，一个是非混淆的民族，一个没有明朗历史脉络的民族，一个面对几千年压迫欺凌，不敢理性抗争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我们首先应该敢于直面这个万恶之源——权力文化。敢于用全世界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自由、民主、法制、人权理念来对我们的历史文化进行全新的解读。这是一个全民族的任务。是一次全面的批判。这种批判决不是“文化大革命”式的批判。而是一种全新的把握、定位，是对传统文化系统的剥离、继承、重建的过程；是一次空前的、名副其实的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遭受到内外因素干扰而发生几十年断层后的继续！
二、权力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
因为我们探讨的是一种文化，在此，笔者不得不对文化的各种定义作一番简单的介绍：
《辞海》对文化的定义是：“文化，从广义上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个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巨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中国学者庞朴，提出的文化结构三层次说，对我们的探讨有一定的意义，现引用如下。他认为：
“从广义上说，文化包括人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为满足这些方式所创造的一切事物，以及基于这些方式所形成的心理和行为。如果把文化整体视为立体的系统，文化结果包含三个层面：外层是物的部分，不是任何未经人力作用的自然物，而是“第二自然”或对象化了的劳动。中层是心物结合的部分，包括隐藏在外层物质里的人的思想感情和意志。如机器的原理、雕象的意蕴之类，不曾或不需体现为外层物质里的人的精神产品。如科学猜想、数学构造、社会理论、宗教神话之类。人类精神产品之非物质形式的对象化；如教育制度、政治组织之类。核心层是心的部分，即文化心理状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等。文化的三个层面，彼此相关，形成一个系统、构成了文化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有自己的一贯类型，有自己的主导潮流，并由此规定了自己的发展和选择，吸收、改造或排斥异质文化的要素。当两种异质文化在平等的或不平等的条件下接触时，首先容易互相发现的是外在的物的层面。其次是理论，制度等中间层面。最后才能体味各自的核心层面，即心的层面。这种接触向人提示：文化的物质层是最活跃的因素。它变动不居，交流方便。理论制度层是最权威的因素。规定着文化整体的性质、心理的层面最为保守，是文化成为类型的灵魂。”
以上论述，对我们从文化的角度去解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是有意义的。下面的探讨，就是试图用新的视角去解读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一种努力。
政治文化，是一个社会文化的核心部分。而中国的政治文化，大多数时候体现为对权力的赤裸裸的追求，以及在追逐到权力后，对权力的赤裸裸的利用。这种对权力的崇拜和追逐，很多时候甚至可以完全与政治理念无关。（当然，对权力的崇拜也可以是一种政治理念，但那毕竟是一种不足为外人道的“理念”）。因此，可以说自秦以来的中国历史是一部权力文化在中国发育完善，形成庞大系统的历史。是权力文化对中国社会生活给予最深远影响的历史。虽然儒教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政治理念体系。但它作为传统专制皇权制度的政治伦理学地位的确立，却是在这种制度建立许久以后。才由汉武帝、董仲舒追加的。这种幌子式的政治伦理学在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心目中，远没有法家人物创立的政治学说有地位。因此，笔者认为将处于中国文化核心地位的文化系统，定名为权力文化，是比较准确的。后面的论述，将逐步证明这一点。
说中国本质上是一个权力拜物教社会。相信真正看透了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人，是会有认同感的。这是因为，对权力的崇拜程度，中国人是最全面、最顽固的。这种崇拜已经进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已进入了中国人的潜意识的文化心理状态中。
中国没有一种本土的，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状态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宗教。而被历代统治者崇奉的所谓“儒教”，则只是一个类宗教系统。说它是一个类宗教系统，是因为它虽然具有宗教在思想上、形式上的几乎所有特征。但它与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是，它要人们崇拜的对象是一个活的自然人。这个自然人就是皇帝。这个崇拜对象要生老病死，因此不可能固定下来。而在大多数时侯，只能通过血缘的亲疏来确定继承者。而这样又经常引起了宫廷内围绕大统继承的争斗。
在儒教的伦理中，皇帝的神圣性是不容置疑的。他执掌的是国家的最高权力，这个权力是上天授予的（受命于天）。他是人间的神，因此称“天子”。
正因为有了这个类宗教系统的儒教，所以中国本土产生的最有影响的宗教道教，也只能是一个多神教。这明显地是避免与崇拜唯一神皇帝的儒教相冲突。中国人对人间神——皇帝的崇拜，使象崇拜上帝那样唯一神的宗教不能产生。因此，宗教意识作为一种文化心理状态，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实际上是淡薄的。而中国人对以皇权为核心的权力崇拜意识却是强烈的。即使是封建帝制被推翻以后，这种崇拜意识也没有得到多少淡化。尤其是处在权力中心的人们，这种意识总是被经常地强化着。这个类宗教系统的儒教和高度集权的皇权制度，使中国二千余年都处于一种类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中。大家知道，当一个国家处于一种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时，都是它历史上的黑暗期。这一点，在以后的章节中将详细论及。
说中国本质上是一个权力拜物教社会，是撇开了政治意识形态划分的。因为不管那种政治意识形态，只要它是企图用一种先验的乌托邦的意识形态系统，来规范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它对社会成员的蛊惑与控制，总是只能得逞于一时。很少能积淀为一种文化心理状态而存在于民族的文化里。因为那些先验理论指导下的社会政治实验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且必定是短命的。但一个民族文化核心层对这个民族的控制却是顽固而久远的。时至今日，中国的权力文化早以发展成为一个巨大深厚的文化系统。在中国，权力、尤其是国家权力。对全体国民的全部社会生活的影响之深入，之广泛，之全面。可以说古今中外，无有出其右者。这完全要拜权力文化之赐！
正因为有了这个几乎无所不在的文化系统。因此，不管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政治势力，也不管什么样的民族来统治中国。只要它拿起中国传统的统治理念，其实质上统治中国的，归根结底还是权力文化。这也就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同化力为什么强的原因。这种早熟的文化，在人类社会的早、中期，可能不失为一种能有效统治的文化（注意这仅仅是就“有效统治”而言）。但是到了近现代，它却成了一种沉重的历史文化包袱，严重地阻滞着中国的进步。
中国自秦朝以后的二千余年的历史，基本上是统治者和民众在权力文化的引领下，共同演绎着一幕幕闹剧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那种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飞速发展期，已经风光不再。从此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那样长足的进步。大多数时候，只是一种走二步退一步，甚至是走一步退两步的历史的踉跄。当世界处于大致相同的古代史阶段时。这种文化的差异，还不太容易被区分开来。当世界已进入科学技术，思想文化，政治制度飞速进步的近现代。文化的差异、就越来越明显了。
西方的理性精神和宗教意识，以及强烈的个体自我意识，是产生现代文明理念的基础资源。而中国二千余年的类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和不断鼎革取代的历史格局。导致这三种重要的现代文明理念的基础资源越来越缺失。这在以后的章节里，还将分别论及。
在欧洲，历史上虽然也存在过普遍的专制。但它的专制被众多的法律、领土分割，以及强大的教会影响所削弱。远没有达到东方大地这种高度大一统的专制程度。因此，欧洲诸国的君主、官吏、知识分子以及下层民众。都没有被中国式的权力文化“败坏”得这么厉害。贵族气度、贵族风范被保存下来。基督教的宽容、平等、博爱的精神得到发扬光大。自由、民主、法制、人权的理念得以在其中孕育、发展、成熟。而今天的中国社会，却仍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排斥着这些现代文明理念。这就是强烈的文化差异对比！
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它自己的文化类型。中华民族相对独立于世界的东方。五千年的文明，尤其是近三千年的大一统封建专制社会发育成长出一个相当独特的文化系统。这个系统囊括了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思想体系、社会结构、文学艺术、思维方式，甚至潜意识等各个方面。
在汉语言文字中，权字，本来是专指度量衡器具中的砝码。后来被衍伸成权柄、势力、变通。而衍伸意义反而成为主要之义。原来的字义却被人淡忘了。从而产生了以权字为词根的大量词组。例如：权力、权利、权势、权威、权贵、权谋等等。这些词组，把力量、利益、威势、贵显、谋术无不与权柄联系起来。这种可恶可鄙的联系，题中之义是非常明显的。中华民族对权力的崇拜，就如此地进入了记忆符号的骨子里。使“权本位”的社会色彩无比浓厚！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历史上也长期遭遇过国家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制衡的问题。但是历史性、文化性地对国家权力缺乏制衡机制，却必须首推中国！
中国的传统社会机制，是一个大一统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机制。而且是最终将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的机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但政治权力，而且经济权力，皆集中于皇帝。它的结构是一种家国同构的结构。帝王家是全国最大、最具权威、最富的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中国人的概念里是不存在的。结果导致最需要监督制衡的公共权力，在中国的社会里，是最缺乏监督制衡的权力。中国社会，不但严重缺乏这种监督制衡机制。而且由于全社会的权力崇拜情结，助长了国家权力经常性的恶性膨胀。在中国，国家权力被完全理解为统治权，即对全体国民的统率治理之权。甚至是将人民看成牛羊，可以进行放牧和随意宰割的牧民之权。这从中国古代官吏名称中有州牧之类的称谓就可以明白。即使后来名称改变了，“宁不闻灭门令伊耶？”。一个县官，其权力亦足以灭你的门了，你说这种绝对权力可怕不可怕？
中国的传统社会机制，是贪官污吏、功名利禄之徒在社会上层占优势的机制。常常是“肉食者鄙”不鄙者不大可能成为“肉食者”的机制。是小人常常得志的机制。是“黄钟毁弃，瓦缶雷鸣”的机制。是清官、良民、好人、品质卓异者常常被淘汰的机制。是奴才战胜人材，雄材辅佐蠢材的机制。
中国的社会机制是“学而优则仕”的机制。是“读取圣贤书 货予帝王家”的机制。知识分子不能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一份独立的社会经济地位。只能附庸于权力才有生存空间。因此，对权力依附的臣妾心态从制度上、心理上都入了骨。在这样的社会里，中国的知识分子很难承担起社会良知和头脑的角色。象洛克、卢梭、孟德斯鸠那样对现代政治科学、制度设计作出伟大贡献的思想家。在中国的土地上不可能出现。在这样的社会机制里，象杜甫那样充满社会良知的优秀知识分子。也只能有“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黯然潜悲辛”的命运。中国的社会机制不变，这也只能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永远的宿命！
中国的传统社会机制，也是一种将风险隐瞒推移到最后的机制。是报喜不报忧，粉饰太平，使危机在发端时就被刻意隐瞒的机制。这种隐瞒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性的历史习惯。统治者高层获取信息的不对称。发展到最后、最高层为了自身的利益，也愿意自欺欺人地相信这种不对称的信息。往往为了自身地位的巩固，不但不愿意进行有效的政治改革。而且不惜牺牲国家民族长远利益，变本加厉地构筑发展自己的统治结构和利益集团。这种构筑完全与正常的政治改革背道而驰。反而会使腐败发展至极致。“太平盛世”的假象被维持到尽可能最后。这种机制，容易造成社会在几乎全无思想准备的突然情况下发生断裂崩溃。
由于腐败对社会所有领域无一例外的侵蚀。中国社会会经常性地滑向“逆效应”的社会机制。一切正常的思维方式、正常的是非评判、正常的程序操作，往往不能获得正常的结果。相反，原来处于潜隐状态的潜规则、负道德、堂而皇之的大行其道。于是，非正常的操作反而成功。例如贿赂造假等在社会上大肆流行。就是这种“逆效应社会”的典型表现。
在这种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中，文化性的逆效应机制已成痼疾。产生的是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层面的淮桔成枳机制，劣币驱逐良币的机制。
中国人传统的思想方法，基本上是一种“非此即彼，非好即坏，非黑即白”的思想方法。这种方法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的理性思维。这种思想方法会经常引导出一种“不破不立，不塞不流、大破大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之类的斗争哲学。这也是中国社会形成不断鼎革取代的历史格局的思想文化根源之一。
中国传统的社会机制，会产生一种不断取代、不断鼎革的政权格局。这样的社会机制里，社会各阶层相互得不到好的沟通、理解和妥协平衡。反而使整个社会几乎总是处于明争暗斗之中。这种内斗破坏了历史发展的延续性、渐进性。并严重地破坏了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一轮轮的权力争斗角逐使许多宝贵的历史机遇被错过了。许多鲜活的生命，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被毁灭了。随之消逝的还有大量的国土资源、文化资源、生态资源。这一切都成了权力英雄们争斗的牺牲品。留下的是一个贫穷、愚昧、落后的国家。
权力文化的影响，使社会对权力的恶性膨胀有着巨大的容忍空间。人民对***根源于经验的缄默、屈从。经常地鼓励着权力的为所欲为。社会被反复地拖向深渊。这种恶性循环，使中国历史发展的模式成为一种几乎没有实质性进步的模式！
不断取代、不断鼎革的政权格局，在近现代的中国逾演逾烈。而专制的程度却往往变本加厉。这种格局，严重地破坏了社会各阶层相对稳定的关系。也严重地破坏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心态。使之不能有自己稳定的社会角色定位。社会不能保持一个稳定、持续、有序的发展的空间。历史发展的割裂感严重。这种格局，使整个社会经常笼罩在一种浮躁不安的气氛中。统治者的内心深处，存在着一种暴发户与没落户心态交织的心情。骄奢淫逸，及时行乐，“在我之后，那怕洪水滔天”的心态，弥漫于上层。唯独缺乏的是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与悲悯情怀。而被统治者阶层却因为得不到公正人道的待遇。生存环境、生存状态越来越恶劣，生活基础贫困脆弱而焦躁不安。这样的格局，使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反应为浮躁。好的传统得不到传承发扬，坏的传统却沉渣泛起，被令人发指地发扬着。恶俗之花在这样的气候土壤中竟相开放。社会矛盾、社会危机得不到有效的渲泄化解，反而在以高速度积累。腐败势力就这么肆无忌惮，明目张胆地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直到将社会腐蚀至崩溃！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能够粗略地看到权力文化作为实质性的政治文化，在我们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以下几章，笔者将从几个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
三、万世一系的专制皇权——权力文化的制度基础
现代混沌理论有个原理叫“蝴蝶效应”。认为一个自然体系的后来发展，极大依赖于初始条件的输入。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都可能带来体系输出的极大变化。中国文化的雏型期、孕育期是春秋战国时期。那是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周王朝的诸侯分封制度，将世界东方的中国大地分成大小不等的许多诸侯国。这些诸侯国类似于西方希腊时期的城邦。相互间联系广泛，交流频繁、环境宽松。因而工商业和技术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在那种自由宽松的空间，各种思想流派，得到了空前地发展。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孙子、韩非子、群星灿烂。儒、道、墨、名、兵、法、阴阳、诸家各成系统。其中儒家、道家、墨家思想。已各各形成了它们自己的哲学系统。闪耀着世界观，认识论以及人生哲学的光辉。至今仍能感受到其中人格和人文精神的巨大力量。
但是，在世界东方板块的中心。使历史的蝴蝶扇动翅膀的却不是饱含着人文精神的思想家。而是一些个人品质恶劣、名利权势欲极强的功名利禄之徒。首先是法家人物商鞅，找到了处于边陲之地的秦国，作为他实验政治学说的试验田。而满脑子“霸道”欲望的秦孝公与一心想推行专制制度以获利的商鞅，臭味相投，一拍即合。开始了他的变法。商鞅在秦国实行对内严刑峻法，高度聚敛。对外间离分化，穷兵赎武的耕战政策。果然得到了明显的效果。秦国很快强盛起来。但是，由于他推行的这套制度太伤天害理，太有伤天和。商鞅终于作为中国历史上作法自毙的第一人而被五马分尸。作为中国历史上国家恐怖主义的制度化严刑峻法的始作俑者，他的惨死是死有余辜的。后来历史上的法家人物及酷吏，下场大多都和他差不多。这多少是有警世的象征意义的。但是中国的极权制度，总是使这样的酷吏在历朝历代层出不穷。
法家理论之集大成者，是韩非子。而韩非理论体系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公开地鼓吹邪恶，鼓吹强权。法家人物主要特征——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要道德约束，在他的理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法家人物在推行他们的政治理想时，可以完全不考虑下层老百姓的痛苦和灾难。这与孔子“苛政猛于虎”的思想，“过盗泉而不饮”的风范。与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形成了巨大的道德反差。
韩非将政治总结为“法、术、势”三个方面的内容。“法”就是商鞅推行的严刑峻法。“术”即申不害鼓吹的权术。主张君主要独断，要善于用权术驾驭臣下，要将自己的意志、情感、心理深藏于内心。使臣下不可窥测，视之以神秘。才有精神上的威慑力量。也就是所谓“天威不可测”。而“势”则是法家重势派人物慎到鼓吹的权势。他认为“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君主拥有了绝对权势，就能治理好国家。以上法家的重法、重术、重势派的三***人物的理论。在韩非的思想里得到了综合、总结与发扬。
韩非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是“圣人执要”。“要”即是枢扭、关键，即是国家最高权力。而“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只要君主执掌了国家最高权力，“抱法处势”而治，则天下人不敢不归服效劳。
而且他说：“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为了巩固君主的统治，对人民必须禁其事、禁其言、禁其心。严厉地统治到行为、到言论、到心里、到潜意识里。真是世界上最早熟、最严密的极权统治术！
至于象“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之类的论述。比比皆体现为对臣民可能不利于君主的因素，考虑到了入骨的程度。其结果也就对社会活力的禁锢到了极端的程度！
于是“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这种制度设计，为皇权的万世一系做好了准备。以后的子孙中，即使出现了不肖的人主，臣下也不敢侵犯他。
韩非的思想方法中——“势者，胜众之资也”、“当今争于气力”、“用计算之心以相待”。莫不将人际关系表述为完全的利益争斗和残酷冷漠。将君主的利益设定为与臣民对立的地位上。并用尊君和加强君主权势的办法来巩固君主的地位。
法家理论的主旨，就是以力服人。以镇压为主要手段。鼓吹强权政治。从制度上设计为君主独览大权的中央集权体制。以加强君主专制为核心。这个思想制度体系，是世界上最早、最完整严密、极端的专制主义政治理论学说。中国产生了这样早熟的政治学说，是中华民族的无奈和悲哀。
然而，这一整套理论，却正好搔到了赢政的痒处。他在读了韩非的文章后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见暴君和法家人物是多么地心有灵犀，臭味相投！当然，这并不会妨碍他在听信谗言后，轻易地便将韩非处死。其实暴君的内心深处，对这些品质恶劣的政治动物也是鄙视和不信任的。这就是历史上的暴君与酷吏，千古不易的关系辫证法。是中国历史轨迹在法家人物的影响下发生偏移后，极具讽刺意味的历史规律。
周王朝的分封诸侯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实是相当合理的制度。各诸侯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可以通过周王室的协调，可以通过诸侯们的会盟，得到协调解决。诸侯国之间时有的战争，大多不以灭绝对方的国家与宗室为目的。最多也只是改变它的君主，取得一定程度上的有限利益。这样的格局，大大地抑制了各国诸侯的专制欲望。但是这种游戏规则，却被地处边陲的少数民族的秦国打破了。
大规模的征战与杀戮，恰恰是从法家人物影响秦国政治开始的。从秦孝公至秦始皇十三年统一中国。这一段时期秦国斩各国首级百数十万，这在当时的人口基数上，是多么可怕的杀戮！白起一次坑赵降卒四十万于长平。开创了特大规模屠杀的先例。自秦以后，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的大规模，特大规模的屠杀，是秦国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历史之头！山东六国称秦为虎狼之国，是名实相符的。自此以后，从底层打拼出来的新统治者，许多都选取了这个历史经验，通过大规模的屠杀以树威。这已经成为许多中国统治者的思维定式。
法家人物李斯，辅佐秦始皇嬴政统一****，建立了一个大一统，高度中央集权的皇权国家。从此这种统一模式成为中国千古不变的统一模式。秦始皇的“千古一帝”的名号也由此而来。世界历史上与之相对应的欧洲希腊的奴隶制民主政治的城邦，以及后一点的罗马共和国，都没有产生这样的结果。这是中西方历史最大不同的开始。作为东方文明中心的中国。在几个功名利禄之徒的法家人物影响下，就如此轻易地改变了世界东方板块的历史进程。历史的蝴蝶，就在此时此地扇动了翅膀。从而也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这种历史的偏移，是祸是福，其实历史已经不断地做出了回答。只是我们从来也没有进行过认真的清理与反思罢了。
秦王朝的建立，是法家人物帮助嬴政建立了一个“嬴者通吃”的政治制度。这个嬴者可以泽及子孙千秋万代。不管子孙们是否有本事继续“嬴”，他们的地位已注定了他们总是嬴。除非有一天一切推倒重来，进行一次新的权力博弈。
“嬴政也者，嬴者通吃之政治之谓也”，这真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的黑色幽默！中华民族用了二千多年仍未能读懂它。面对这样的历史黑色幽默，一切有志在中国建设民主政治的有识之士，实在有必要进行系统的历史解读和批判。
虽然在我国历史上，也曾有人怀疑过这种制度。例如：黄宗羲就曾说过：“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唐甄说过：“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王夫之点出过，皇权是“以天下私一人”；谭嗣同说过：“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但是这些思想的闪光，都只是凤毛麟角的闪光，片断的闪光。既未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里形成印象，也未能从根本上触动顽固的权力文化。从而也未造成大的社会影响。君不见，历史已进入二十一世纪。而中国大陆“劝君少骂秦始皇”、“劝君少刺秦始皇”的鼓噪又甚嚣尘上起来了吗？这势头，好象“百代多行秦政治”还要千秋万代实行下去似的！
秦始皇和法家人物共同创建的权力高度集中的大一统专制政体。全面地结束了周朝春秋战国时期的宽松、自由、多样性的思想文化发展环境。从此，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再也没有出现过。虽然秦朝因为推行暴虐统治很快垮台了。但是，后来的统治者再也禁不住这种万世一系、高度集权的政体设计的诱惑。无不保留了这种皇权体制。而只是在道统、法统方面进行一些有限的修改补充。这种皇权制度被确立后，权力文化在中国得到了全面系统的发展。
说秦王朝统一了中国，是一个被偷换的历史概念。其实周朝本来就可以说是一个较宽松的统一国家。在语言、文字、度量衡等诸多方面都有趋同趋势。它保留了文化多样性发展的自由空间，也保留了民族融合与广泛交流的环境。
统一本来就不应该是人类社会发展追求的最重要的指标，更不应该是民族国家追求的“唯此唯大”的目标。中华民族对“统一”的过于执着的追求，是大一统极权思维教化的结果。秦王朝的极端控制的统一模式，全面地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活力。把秦王朝的统一模式作为唯一的统一模式，更是一种偷换概念的有意误导。把秦始皇吹捧为“千古一帝”，完全无视他给千百万人民带来的无穷的灾难和生命毁灭。完全无视他对中华民族历史活力的无情扼杀。是一种全无心肝的，公开鼓吹邪恶的历史观！
生物的多样性，生存环境与生存状态的多样性，是构成地球上多姿多彩的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法则。这是“造物主”安排的，不应被破坏的法则。而文化的多样性，人类社会环境的多样性，则是人类社会生态系统应该遵循的法则。试图用强制的国家权力，在大范围内推行一种简单的社会生活模式，来规范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秦王朝的统一模式，就是这种企图在中国第一次实施。从而从根本上扼杀了****文化多样性的活力。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把这种企图的极端程度实施得越厉害，对国家民族造成的损害就越大。
总之，中国历代的统治者，无不是企图在皇权统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道统、法统，归于一统”的社会。而且这种努力也确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在后面的章节里还要论及。
大一统的皇权制度是权力文化制度层面的存在。这个制度层面的文化系统，历朝历代又进行了不断的完善。一直到清朝末年，皇权已面临崩溃边缘。李鸿章之流还要认为中国的各项制度，是远超过西洋各国的。因为李鸿章可算是当时相当开明图变的政治人物。这也可从反面看出封建专制制度的完备与顽固。
其实，我们只要将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与整套传统专制皇权制度相比较，就可以看到其中的本质区别。围绕皇权建立起来的文官制度，是一个封建官僚体系，它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官制度。科举制度也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官选拔。武装力量系统，则更是离“国家的军队”概念甚远。忠于皇帝与忠于军阀、忠于土匪头目实在没有本质差别。中央六部和军机处，看似政权结构简化。但并不影响它的颟顸无能官僚化，不影响各级权力层次滋生出大量的权力掮客，城狐社鼠之流。对于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它根本谈不上效率，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小政府！”
“权力容易使人败坏，而绝对权力则绝对使人败坏”。中国的专制皇权，是世界上最完备、最极端、最不受监督制衡的绝对权力。君临天下的地位，奸谀群小拥簇的环境，以及中国人长期遭受专权统治形成的对权力无条件的屈从，认同、崇拜的社会氛围；尤其是叔孙通定朝仪制定的一系列程式化的语言、音乐以及五体投地，完全臣服的程式化肢体动作。无不有助于形成一种宗教化的心理定式，无不是为树立绝对权力服务的。除了皇帝外，下面各个层次的官吏，也遵循着类似的模式，这样也就确立了各个层次的绝对权力。辛亥之后，虽然皇权被推翻，朝仪官仪被废除。但中华民族的权力崇拜的心理定式并未完全消除。至今中国权力阶层中的许多人和很大一部分百姓，并未完全从皇帝皇权的迷梦中醒来。绝对权力的地位、环境、氛围未消除。使统治者的心智败坏的地位、环境、氛围条件并未消除。所谓“官气一进，人气渐出”的心理环境仍在。于是中国社会的最高权力以及各级政府的公共权力，往往要交给一些心智不全的人手中。为了迎合这种心智不全者，下面的官吏会说出大量荒谬的话，做出大量荒谬的事。这也就是中国上层社会经常流行大话、空话、谎话、套话、恶话、蠢话的原因。加上个人专断的决策机制。使关系到国计民生，内政外交的大事，许多时候就被情绪化地轻率决策了。对“英明神武”的“明主”的企盼，是中国人永远的情结。统治者的道德品质、思想情操、心理因素、无不可能成为影响国计民生大事的关键因素。这种个人专断的决策机制，实在是一种危险的机制。
专制皇权的长期历史存在，促使中华民族形成了对权力盲目崇拜的痴迷，和对自身权利意识的淡漠和麻木。这种权力和权利意识的反差，是构成民族奴性和劣根性的重要根源。在自我意识和人权意识强烈的现代文明世界里。这种奴性，劣根性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使我们难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专制皇权的长期历史存在，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元化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导致了社会的封闭性，以及对多元化文化先天性排斥。个体自然人的自闭，是一种病态心理。而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近现代的中国，在国际社会里经常扮演孤愤自闭的角色。这也是一种社会病态。
专制皇权的历史存在，经常性的“偶语者弃市，诽谤者族”式的话语霸权的语境，制造了大量的文字冤狱。在这种淫威的胁迫和利诱下，出于对事实，对真实的有意回避歪曲，既制造了大量的文化垃圾，也积淀了大量的知识垃圾（主要是人文科学方面）。这就是中国文化遗存的现实！
中华民族在融入现代文明的道路上，一个重要的任务是从历史的误区中清醒过来，从皇权神圣的谎言中清醒过来，从对权力崇拜的迷醉中清醒过来。全面地清理批判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将一切历史上的暴君和助纣为虐者，统统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让子孙万代牢记他们的罪恶，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会有一个明朗的历史天空！
四、儒教文化——中国传统极权体制的政治伦理学
“五四”时期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由于混淆了儒家思想和儒教文化的许多本质上的差别，未对这两个概念和系统进行深入的解读和分析，从而制造了一个历史冤案。这个冤案的造成，形成了一个将孩子和脏水一起泼出去的局面。当发觉中国历史上两位最伟大的思想家，被当作一盆脏水泼出去于情于理实在太荒唐时。于是又有人将脏水和孩子一起捡回来。不信，只要看看大量出现的“明君清官戏”。看看铺天盖地的“皇家”、“御用”词语。看看“儒家资本主义”的鸣锣登场，就可以知道。在中国，这种偷换概念的尴尬戏还远远没有落幕。这个孔孟的历史冤案还至今未能昭雪。孔子、孟子如果泉下有知，仍然只有啼笑皆非的份！
孔子和孟子出现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是当时流派纷呈、群星灿烂中的两颗最耀眼的明星。他们的许多思想，至今闪耀着人文精神的光辉。
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奠基人。集教育家、政治思想家和文学家于一身。他的思想体系的构成，是以一系列基本概念为基础的。这些基本概念，就是仁、礼、义、信、孝、悌、忠、恕、中庸、德、道等。这些概念，从血缘亲情之爱出发，推广到“仁者爱人”。都是人性化、人情化的。这些概念的核心是“仁”和“礼”。“仁”是一种道德观念和品质。而“礼”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也是一种伦理规范。“仁”是道德的属性，而“礼”是道德的标准。二者结合，就成就了国家社会的一种高境界。这种高境界还必须以个人修养的义、信、孝、悌、忠、恕、中庸、德、道的思想品质来成就维护。尤其为了防止走极端，而强调了“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这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境界。
孟子作为儒家思想的第二奠基人。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出仁政说，民为邦本说，民贵君轻说。他主张“明君制民之产，必须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并提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主张要“善养吾浩然之气”。所谓“浩然之气”，实际上是道德修养的精神境界。是一种视名利如粪土，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境界。这一系列的学说主张，无不是以人类性善为出发点的。
孔孟的儒家学说，带有浓厚的人性化的理想色彩。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的表述。追求的是各自守住自身角色和职责的境界。即使孔子的民本思想中，有浓厚的役民、使民、治民色彩。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仍不失为一种承认现实、合情理的“仁政”。
总之，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社会正义、公正、良知的主体部分。中国要构建一个人性化的伦理道德体系，除了自由、民主、法制、人权这些人类普适性的价值理念外。保留俱有自身民族文化特色的伦理道德框架。先秦儒家思想的许多内容是可以发扬的。
秦始皇在法家人物的帮助下，建立了大一统高度中央集权的皇权制度。法家人物在政权体制及法律制度方面的设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相当完备全面的。也就是说法家人物为封建皇权设计了一个完备的法统。但是，在社会伦理道德层面，即道统方面的设计。却由于他们个人人格的卑微缺陷而几乎是空白。一个缺乏道统的社会，是经不起伦理追问的社会。秦王朝的暴虐统治、短命是它必然的结果。缺乏道统也是原因之一。
到了汉代，最高统治者当然要汲取前朝的教训。刘邦实行了一系列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因任自然，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所以他虽然保留了大一统的皇权制度，但社会矛盾得到了缓解，进入了相对和平安定的恢复发展期。刘邦起用儒生叔孙通，制订了朝仪。叔孙通是一个所谓“知时变”的人。他“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亲贵”。以这样一个知时变的反复小人。他制定的朝仪，就是要使群臣在皇帝面前“莫不震恐肃敬”、“无敢欢哗失礼者”。这种朝仪之所以成为后世朝仪的范本，是因为从形式制度上，心理层面上，固定了臣下对皇帝的屈从地位。通过一系列程式化的语言、音乐、仪仗、规格以及五体投地的肢体语言。将皇帝定位于神圣不可侵犯、并且必须百分之百臣服的地位。西方君主和臣下的关系，远没有达到这种绝对化的程度。西方臣下参见君主单腿屈膝的跪姿，是保留最后一点反抗可能的象征。这种姿势保留的心理意义是不可轻估的。
叔孙通的历史作用，就是先期为儒教的建立准备了一整套宗教化的礼仪制度。
到了汉武帝时，刘彻起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开始奠定儒术在中国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
董仲舒建立的儒学系统，淡化了先秦孔孟儒家思想人情化的伦理亲情色彩。将儒学改造成为一整套以天人感应为核心，以阴阳五行为骨架的神学化系统。这套系统的核心是神化皇权统治、神化封建秩序，强调“君权神授”。为皇权提供了神学根据。儒学系统在他手里变成了一个类宗教的神学化系统。从而使儒学实际上变成了“儒教”。这就是董仲舒改造儒学的实质所在。
“阴阳五行、四时四方”的宇宙构成，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构成了董仲舒对宇宙和人类社会的解释框架。这是一个宗教系统首先必须建立的框架。然后就要找一个崇拜对象，儒教要求人们崇拜的对象是一位人间神——皇帝。他是一个活的自然人。这个自然人要生老病死。因此这个崇拜对象也是不断变动的。但是君权神授，天人合一的解释，使他被神化了。这已经完全背离了孔子“不语怪力乱神 ”的原则。儒家哲学是入世哲学，而宗教哲学是出世哲学。于是试图把儒家思想变成儒教的企图，便有了一个先天的大缺陷，是一个几乎无法调和的矛盾。所以董仲舒创立的儒教系统，虽然具备宗教的所有特征，我们还是只能将其称为类宗教。这种类宗教要充当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的角色。便存在一个巨大的、无法弥补的缺陷。因此它导致了中华民族宗教意识的淡薄、和精神家园的缺失。
董仲舒构建的神学化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淡化了先秦儒家推重的人情化的伦理亲情。淡化了孔孟的“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仁政思想。淡化了“仁、义、礼、智、信”的真实内涵。而强化了皇权统治和封建秩序。这种一淡化、一强化的过程，便完全改变了儒家学说的性质。这种留名去实的偷换概念手法，成为后来历代中国统治者的惯用手法。后来历代被官方推崇的所谓儒学大师，逐步完善补充着儒教思想体系。加深着儒教和封建政治的结合。无不是采用这种手法愈走愈远。历史上众多的儒教学派和汗牛充栋的儒教典籍，无不是离孔孟思想的主旨越来越远。而且大多变得玄而又玄、不知所云！
中国儒教的这个类宗教系统，作为中国居主体地位的意识形态，始终是中国***者的思想统治资源。不管历史上的皇帝是迷上了佛教或道教，甚至是迷上了某种外来的意识形态，仰或是最高统治者成了外来民族的人。其实从巩固传统极权统治的角度看，他们吃的还是儒教的饭。因为中国的臣民已经被儒教教化得即使在潜意识里，也是见了皇帝菩萨就磕头，只要是正统就拥戴的地步。
这种类宗教的政治意识形态，始终在全面地影响着中华民族。因而导致中国二千余年都处于一种类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中。大家知道，世界历史上，不管什么样的民族国家。当它处于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的时期，无一例外地是处于它的历史黑暗期。因为政教合一时期，必然是统治最极端的时期。而中国就是这样通过儒教的思想统治，而长期地处于一种类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之中。在这种社会形态中，国家全面地控制着国民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把社会的内在活力扼杀到极致。
正因为有了这种长期的类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的基础。所以在历史的个别时期，例如“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权力的角色成为了万能的角色。国家社会一体化的程度、达到了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程度。一种极为简单的社会生活模式，就如此地规范着一个几亿人口大国的人民。从而使整个国家处于一种宗教式的狂热之中。绝大多数人民，物质生活的贫乏，到了仅够维持生命的边缘。这就是中国式的类政教合一社会形态的极端形式！
我们民族应该警惕这种类政教合一的统治形式。因为它带来的灾难实在太多。国家权力、公共权力绝对不应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系统合而二为一、混为一谈。否则就很难控制国家权力的恶性膨胀。国家权力就肯定会异化。人民的自由民主的权利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因为知道法家人物的名声太臭。后来的中国统治者大多遵循行法崇儒、阳儒阴法、儒法互补的政治路线。对法家的政治理论和制度设计，是只做不说。对儒家的理论则是只说不做。至于历史上的极个别统治者，公开地跳出来崇法贬儒。那只不过是其邪恶本性无耻流露的疯狂罢了！
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本来是在理念上完全不相容的两个思想体系。后来却被中国的极权统治者强纽在一起。温柔敦厚，以教化为主要特色的牧师职能，由儒教担任。残暴严酷，以严刑峻法为主旨的刽子手角色，由法家充当。从而完成了***的超稳定结构的构建。这种道统和法统充满着矛盾的结合，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奇怪现象。也是中国的许多矛盾现象之源。老庄因应自然的治国思想，老子“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警告。对于儒法互补的治国方针已成定局的中国，无异于对牛弹琴。从此，这个大国就被翻来覆去的折腾，折腾成为一种历史机制，再也无有宁日。
董仲舒以后的儒教,在不断地为皇权极权体制构建一个政治、哲学、伦理、道德体系。在中国历史上为儒教理论作出贡献的人物很多,诸如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王阳明等。他们之中也不乏品质卓异,人格高尚的学问家。但是由于思想上是以承认一个巨大的神学化的专制系统为基础。所以他们思想上的努力结果,必然归根结底是为维护这个基础服务的。而内容也是以增强这个神学化专制系统的伦理道德色彩为主旨。结果实质上起到了构建一个虚空道德体系的作用。
伦理学应该是“一门使人类光荣的科学”。使人类光荣首先必须以人为本，充分体现人文精神和人类关怀。而历代的儒教学说，构筑的伦理学框架。首先确立的秩序是“君臣父子”。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些伦理道德标准的设置，以漠视个人生命存在的价值、以抹煞生命需求为基础。本质上是反人性、反人类的。在中国儒教的道德标准中，道德的理由要胜过敬畏，珍惜生命。直至现在，这种观念仍深植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漠视生命，不能善待生命，仍是民族骨子里的传统。儒教的伦理道德观有意淡化了孔孟思想中的人性、人权思想。几乎全面抹煞了人作为“经济人”“生物人”的基本属性，更不要说达到“社会人”的高度。物欲成为一种罪恶。把“道德人”的属性拔高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地步。而这种伦理道德设计，致使社会多数成员并不从内心认同这种道德说教。也并不真正将其作为道德标准遵循。从而导致中国的伦理道德长期只是一种苍白、虚无的设置。这种历史现象导致以人性、人权为基础的伦理道德体系建立不起来。符合人性的伦理道德的缺失，产生了一轮又一轮的心智迷失、道德沦丧时期的反复出现。这也是中国的虚伪文化成为一种文化性存在的历史原因。中国新的伦理道德建设，在传统帝制复灭后，却仍然始终遵循着儒教伦理道德的思路。遵循着树立“道德人”，抹煞“经济人”、“生物人”“社会人”属性的思路。例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就是这种“道德人”标准的现代版。
儒教的这个道统体系，是皇权***的理由。最高的理由是“君权神授”。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有一段重要论述：“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号为‘诸侯’者，宜谨视所侯奉之天子也；号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礼义，使善大于匹夫之义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从上而已”。以上论述，可见君、臣、民的不同地位、不同层次有不同的要求。对“君”的道德要求几乎是虚设的。因为“天”是虚的。而‘民’者瞑也，瞑即是翕目，就是瞎子，是几乎不需要考虑的。在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心目中，老百姓从来没有重要地位。因为他们手中没有任何意义上的选票。严密的统治制度，使老百姓在绝大多数时候并不构成对统治的威胁。
中国政治道德标准的多重性，构成了人格的多重性。皇帝的政治道德和臣民的政治道德，儒教虽有所规范。但“民贵君轻”“仁政”从来只是幻想。官场的潜规则，暗规则与儒教的明规则总是大相径庭。皇帝的不遵守政治道德的胡作非为，臣下会为其制造千百个理由。并会为胡作非为造成的巨大恶果百般遮瞒。写历史时会“为尊者讳”。所以中国的历史也总是云遮雾罩。
就这样，由于儒教的努力，中国的专制制度，成为一种由神话和谎言组成的巨大系统支撑着的制度。成为一种依靠***、暴力维持的制度。“天地君亲师”是儒教伦理等级的典型表述。而后来改为“天地国亲师”仍是儒教色彩浓厚的典型表述。其中偷换概念的玄机是不难参透的。
有人说：“西方人是以宗教为宗教，中国人是以文化为宗教”。以文化为宗教的深层次含意是：中国二千余年的儒教文化是将皇权体制作为一种宗教。将皇帝作为活的偶象崇拜。从而构筑了一个类宗教体系。建造了一个类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中国的统治者在二千余年间始终非常重视在意识形态上的控制。这是中国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宗教资源的根本原因。现代意义上的完整的宗教，应该是已经全面地完成了政教分离的宗教。具备有维系社会道德和秩序的重要力量。（当然，不是唯一的力量）充当着人类精神家园的角色。而一个宗教资源缺乏的社会，就象一个精神家园如同废墟的社会生态系统，是残缺病态的系统。中华民族的文化重建，培养健康的宗教资源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五、宗法文化——权力文化的社会基础
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文明古国。也是一个以治水闻名的文明古国。大禹治水在上古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便是佐证。重农抑商的思想，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贯穿了中国传统专制社会的始终。这种严重抑制着流通的经济体制，不可能发育出以科学技术发展为基础的工业革命。也不可能发育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却能够发育出一个重视血缘关系，强调群体意识的，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传统极权社会。
中国是一个祖先崇拜源远流长的国家。上古时期有关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轩辕氏以及尧舜禹的传说，就是这种祖先崇拜的明证。血缘关系是祖先崇拜的生理、心理基础。氏族时代的祖先崇拜到后来物化为宗庙，后来又衍化出族祠。理论化、组织化的宗庙族祠制度，是宗法制度赖以存在发展的基础。
祖先崇拜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家庭结构，社会结构。也影响了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以血缘和群体意识发展起来的氏族制，被后来的皇权***者逐步发展成为宗法制度。从而成为维护皇权统治的社会基础。
家庭、家族制度确立后，家族内的祖先崇拜，已不同于氏族社会。已演变为严格的血缘关系和有序的族谱记载。这种家族制度在社会上的存在，具有抵御灾祸、保护族众、增进团结、联络感情的功能。对财产继承、权力转移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周代宗法制度的核心，是按宗族血缘来“受民受疆土”的继统法。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既是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又是血缘上的大宗、小宗关系。周天子的权威是有限的，春秋战国时期时时受到强诸侯的挑战。自秦统一后，这种格局被打破。以血缘为联系的宗族势力被大大削弱。不但各诸侯国的宗庙社稷被毁。六国故地的富豪之家，亦被悉数迁往咸阳。皇帝独家的皇家势力，尤其是皇帝个人的威权被大大加强。家国同构，以国为家的色彩加强。本质上是极权程度大大加强。周朝时期权力被分散牵制的色彩荡然无存。这种一家独大，不容其他的政权格局。反而大大地削弱了国家政权的基础。只能用暴虐手段来维持。所以秦朝“二世而斩”，很快崩溃了。
汉以后的统治者吸取了秦的教训，逐步完善了以维护皇帝权威和专制秩序为主旨的宗法制度。董仲舒创立的纲常教义的核心是“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从而确定了天下之小家维护皇室大家的伦常基础；从而也为以后的儒教理论家完善家族政治化和国家家族化奠定了理论基础。“以孝治天下”就是强调这个核心的典型表述。从此，家族制度和国家制度融贯为一。“国家”这个词，以家为词根，其深意就在这里。“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理论和组织形式都在其中。
中国曾经是一个以家族为单元的社会。“四世同堂”、“五代同堂”的家庭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家族。皇帝有皇家，祖宗家法是皇家遵循的圭臬，即使外族统治的清朝亦不例外。皇家利益是最高利益。中间有各级官吏，民间有家族豪门。官吏对上代表皇家的利益，对下代表豪门的利益。在民间，家族的利益和荣誉是最重要的。如果家族中有人犯了诸如“谋反”之类的皇家***，就可能遭灭族的大祸。而如果因“忠孝节烈”受到旌表，则是家族无上的光荣。聚族而居的百姓，为了获得自身的安全和家族内的秩序，亦必须在遵守王法以外，还要遵守族规。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就是这个意思。不要以为家规只是轻描淡写地板子打屁股。直到近现代，有些宗族开祠堂，族长对犯有“逆伦重罪”的族内子弟，仍可决定施以诸如沉潭之类的死刑。如果与其他族姓发生冲突，仍可以决定至使大量生命死亡的械斗。官方甚至不会追究。皇家之所以会把一些生杀予夺大权下放给族权，当然是有深意在的。
历代的皇权***者始终保留了“族诛”的株连连座刑罚。就是把权力和责任义务交给了族权。诛为言旁，“讨其罪恶曰诛”。历代因文字言语获罪遭族诛者不在少数。因此，天下各家族为了避免如此惨烈的下场，亦必尽力约束自己的族众，不要触犯了皇家“十恶不赦”的天条。中国宗法制度的核心作用就是用宗统来维护君统。用族权来巩固皇权，用家法来补充国法。
在中国历史上，皇家除了将国家权力变成皇家的私权力外。还将部分公权力变成私权交给族权。除此以外，几乎再没有任何民间化的公权力（非政府组织的公权力）。这种配置是有具深层次含意的。首要的含意就是这部分民间化的权力，不但不会威胁到皇权，而且起到了维护皇权的作用。当然，如果宗族势力发展到威胁皇家的地步，最高统治者也必然会削弱它。例如东汉末年以后一段时期，士族势力在政治经济上逐步强大起来，最后发展到在军事上追逐最高权力的地步。于是历史上有了一段中央政权有意识地打击，遏制和削弱士族豪强的过程。
家国同构的皇权制度和宗法制度，仍然是以血缘和群体意识为纽带的。中国的家庭远没有西方家庭的独立性。古希腊、罗马很早就用家庭个体生产代替了集体协作生产。清算了氏族制，瓦解了氏族公社。并通过大规模的军事征服，俘虏了大批战俘。给自由民家庭供应奴隶劳动力，从而建立了普遍的奴隶制度。这种制度，甚至到欧洲早已进入近代史时期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又被移植到美洲。由此可以证明西方的奴隶制时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而在中国，却实际上并没有普遍的、历史阶段意义上的奴隶制度。把中国周朝实行井田制以前认定为奴隶制时期，有照搬西方理论模式的嫌疑，是值得商榷的。由于中国社会是带着氏族制脐带进入文明时代的。从来没有彻底清算过氏族制。相反，中国封建社会始终带有浓厚的氏族制色彩。象古希腊、罗马那样通过大规模征服，获取俘虏成为奴隶劳动力的过程，在中国没有发生的证据。秦国白起，坑赵降卒四十万于长平，而没有将这些降卒变为奴隶，也证明大规模利用俘虏成为劳动力的思维在中国很淡薄。这是因为在中国，独立的家庭私有制发育不完全。因此，全面地利用奴隶劳动的管理条件不具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维定式，影响了中国人三千年。这种思维定式，首先在制度上、心理上将一切权利归属于最高统治者或政府。人民的权利只能来自于统治者的恩赐、赋予和让渡。而人身权利、人格权利也必须以对统治者的依附、臣服为基础。这种权利的思维定式，仍浓厚地存在于中国人的潜意识里，存在于政府和民间的广大人群心中。这从中国人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人群的财产观念中大量体现出来。从权力在全社会的利益博弈中无所不在的影响中体现出来。
土地和劳动力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归自由民家庭所有。而是归君主所有。所以中国至今从来没有过严格意义上的私有财产制度。皇帝可以随意剥夺或赐予臣民财产。因而中国也从来提不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口号。
在中国，具有奴隶身份的人，主要只是一些为男女主人服务的婢仆。而并非进行生产活动的劳动力。即使是象修长城、修皇陵、挖运河等大规模奴隶式劳动。也是强迫不是奴隶身份的农民以徭役的形式实现的。所以，中国历史上也没有过大规模解放奴隶的历史过程。
中国带着氏族制的脐带进入封建时代的门槛，从而发展了以血缘关系和群体意识为纽带的宗法制。这种宗法制，在秦朝统一中国后，由于建立了大一统高度集权的皇权制度，而一度受到致命的冲击。但是，后来的统治者醒悟到宗法制度维护其统治的重要作用而保留改善了它。从而使宗法文化成为贯穿封建社会始终的文化。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与西方绝然不同的地方。
中国的宗法社会结构，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模式，壮大家族势力的需要。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人丁兴旺”成为中国人的思维定式。于是，一个皇朝的稳定期，就是农村人口大量增殖时期。而增殖的人口到了一定的限度。又与自然界的承载力产生矛盾。而皇朝的极权，却遵循着一个由盛至衰，由开明到腐败至极的过程。这两个反方向发展的趋势，导致了王朝的更替期。一个王朝末期，是人口增殖的颠峰期。由天灾人祸引发大规模的饥荒和杀戮。而且主要的是人祸引起的大规模屠杀，导致人口大量毁灭。进入一个新王朝的初期，又是一个人口基数较少期。重新产生一轮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时期。这种循环是一种历史的恶性循环，导致中国社会难以有有序渐进的历史发展空间，导致了对生命毁灭的极度漠视等一系列恶果。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是一种保守的，新旧纠葛的，旧的思想体制顽固地坚守着阵地的社会结构。沉重的宗法传统首先在基础上阻碍着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进步。人们的思想被禁锢在宗族伦理政治的框架中。漠视对自然科学的探索，也限制着对政治制度、人文思想的探索。
中国社会至今是一个宗法思想仍很严重的社会。“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付统帅。曾经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人情大于王法”。在他的心目中，“王法”亦不过如此。这种表述只是比老子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要客气点罢了。这类用民间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对法律的蔑视，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国不是一个有法制传统的社会。社会各阶层对法律的权威和公正性，都表现出程度不同的轻蔑。中国人一事当前，首先考虑的不是求助于法律，而是可以利用的关系。这仍是大多数人的思维定式，这种意识，严重地阻碍着中国法制建设的进程。现实也证明，中国离现代意义上的法制还实在太远。
胡适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有人说，放弃你们的人格、自由，为国家争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
胡适先生的这段话，肯定是对中国人的奴性有感而发的。在中国长期的宗法社会里。由于对权力的膜拜，以及对个人基本权利的漠视。由于历史性的依附生存状态产生的浓厚而普遍的依附心理。使寻求独立人格，追求个人自由的人，成为这个社会的异类。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社会状态！
宗法、宗法，即祖宗之法。即宗族之法。即将国家公权力全面私有化的系统之法。宗法的核心作用是维护、巩固大一统的皇权极权。它至今是中国极权制度最重要的统治思想资源之一。
宗法思想发展到现在已发生了极大的演变和衍伸。原来的父党、母党、妻党、乡党、朋党衍化为亲戚、朋友、同学、同乡、同事、战友等。一切可以结为纽带的关系，都可以利用。关系学成为当今的一门热门学问。至今权力以血统关系移交的现象仍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官亲仍是最可资利用的亲戚关系。这种社会现象，是典型的将国家公权力私有化的现象。这一切都仍跟浓厚的宗法文化影响有关。不确立公共权力的民主程序移交。不消除权治、人治现象。就没有真正的法治，就没有司法独立。宗法文化就仍有深厚的土壤！
六、官场文化——病态人格群体产生的病态文化
中国官场，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场所。其成员构成、生存状态、生活方式、环境氛围、游戏规则等，都与社会其他阶层大异其趣。因此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场效应”。这种官场的场效应，产生和发展了二、三千年。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这就是官场文化。
中国的官场文化，源远流长，积淀深厚。法家、兵家、儒教等思想流派，与历代的帝王权臣，及后宫的宦竖嫔妃都对其发展多有贡献。
这种文化，到了清末民初，终于有了一个初步的总结。这些本来“不足为外人道”的术数，这些只隐藏于历史及由官场中暗地师承的学问。被厚黑教主李宗吾先生作了系统的解读。他发现：“一部二十四史，一言以蔽之，厚脸皮，黑心肠而已”。他对厚黑学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喜怒哀乐皆不发谓之厚，发而无顾忌，谓之黑，厚也者天下之本也，黑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至厚黑，天下畏焉，鬼神惧焉，昏君奸臣无一不厚不黑，即使名君贤臣也未必又薄又白。”可见在中国，“不是彻底地厚颜黑心，便不能成为大奸大雄”。这是对中国封建极权社会的政治黑暗和官场腐败，入木三分的洞烛！
宗吾先生总结出来的求官做官六字真言，办事用的“锯箭法”、“补锅法”是中国官场中人奉行的官场哲学。这些官场哲学，首先要求求官做官者，必须有强烈的权势欲。而且要善于投机钻营，损公肥私。要不惜降低人格，卑躬屈膝，会胁肩谄笑，溜须拍马。要敢于欺下瞒上，不择手段。要能装聋作哑，难得糊涂。办事不但不需要有责任，有担待。而且为了个人利益还要会吹嘘，善推诿，甚至要敢于把事情办坏，而且敢于不负责任。就是这样一个奉行着潜规则和负道德人生哲学的群体，充置着中国的统治阶层，主导着中国的历史。怪不得明儒顾炎武要痛心疾首地说：“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
在中国社会中，主流社会和民间社会，在价值取向、是非评判、道德准则、行为规范、游戏规则等方面，长期不能取得一致。甚至出现明显的背离和反差。这样的社会，要获得长期稳定和有序渐进的发展，是相当值得怀疑的。
中国官场文化的产生，法家人物是先期的奠基者、构筑者。法家人物奉行的政治哲学、处世哲学、人生哲学是相当统一的。他们的政治哲学，被完全地照搬到人生处世哲学中。鬼谷子的“揣”“摩”二篇，韩非的“事君八术”，可谓是官场事君术的肇始之篇。法家人物的思想内核，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帝王术”。（以后历代许多儒法兼容人物的“帝王师”迷梦，亦由此而来）。在政治上鼓吹尊君和加强君主权势，鼓吹强权政治、迷信极权统治，以镇压为主要手段。从而给中国后来统治者的暴虐无良、刻薄寡恩、视百姓生命如草介提供了理论基础。他们在人生哲学方面，功名利禄之心特别严重，奉行“以权索利”，奉行“势者，胜众之资也”，奉行“用计算之心以相待”。认定助纣为虐的目标。为达目的，不惜采取一切不道德的手段。对人民采取最残忍、最暴虐的政策。这种残暴、严重地伤害了当时的人民。也残害了他们自己的心理、和他们为之服务的君主的心理。而且逐步造成了整个民族文化中，残害、漠视生命的恶习。造成了整个社会对弱势群体悲惨命运，缺乏悲悯情怀的氛围。
法家人物这种恶劣实用主义、恶劣功利主义的思想。奠定了中国官场文化的基础。奠定了官场人际关系的基础。使中国主流社会的人际关系，经常处于一种尔虞我诈、倾轧争斗的恶劣状态中。这与儒教人物虚伪的空谈仁义爱惠，正好形成了官场人物双重人格的恶劣道德状态的正反两个面。
商鞅公开宣称“以权索利”的思想，几乎就此奠定了中国官场疯狂地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的风气。“以权索利”，一个“索”字，包含了明显的强迫、强求意味。所以以后便有了战斗后“大索三日”之类的行为。挟权势以索利，何求不得？于是贪赃枉法、卖官鬻爵，公共权力市场化，成了中国公开的历史顽症。其它民族国家，也会有贪污腐败。但是与中国和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性腐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种文化性腐败，已如此广泛地深入人心到了可怕的程度。而在现代文明理念中，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不正当利益，恰恰是最不道德的行为！
法家人物的“法、术、势”三字经，不但贯穿在他们的政治哲学，同时也贯穿在他们的处世做官哲学之中。后来的官场人物，只要迷醉于权势，无不将这三字经，作为他们做官处世的重要理论指导。当然，积淀深厚的官场文化远不是这三个字可以概括的，后代的为官者仍在不断地丰富它。
下面，我们首先从官场人物的人格类型进行探讨。叔孙通订朝仪，让臣下五体投地地跪下来晋见皇帝。就是从制度上强制为人臣者必须以降低人格为代价，来获取权力和其它做官的利益。当然，百姓也同样被强制为见官要下跪（后来的有功名者见官可以不下跪，是对候补同僚的特殊优待）。那么，老百姓一辈子不见官，就可以一辈子不下跪了吗？不，宗法制度中仍有规定，拜祭“天地君亲师”亦同样必须下跪。总之，为官宦者跪着的心态，要比百姓多许多。这种跪着的心态，已经进入中华民族的骨子里。至于“男儿膝下有黄金”，“推金山，倒玉柱”之类的说法。那只不过是边缘社会精英人物不甘屈服心态的一种表露罢了。
外在的形象，与内在的思想心理结构，组成了一个人完整的人格结构。内外不统一，便是一种异化的人格，或者说是一种人格分裂，是双重人格。
处于简单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中的老百姓，想形成双重人格都难。而一个人如果处于一种必须降低人格尊严并遍布着阴谋和倾轧，充置着虚伪、争斗和危机的官场生存状态中。在这样纷繁复杂的心理环境中，想置身事外实在是太难。尤其是权欲物欲薰心的人，想不形成双重人格实在是太难。怪不得李白禁不住要喊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了！
有人说，日本人是“暧昧的日本人”。其实中国人何尚不是“暧昧的中国人”？在中国的主流社会，只怕还要更暧昧！因为中国人是这种东方文化的发源地、祖师爷！遇事不能直白表达，文章不能开门见山、开诚布公。眼光犹疑闪避戒惧。作报告套话、假话、大话、空话一大套。甚至主流媒体给人的总体印象就是虚假、空洞、浮躁。一切弄得人为的复杂。这是一种虚伪的复杂，内耗的复杂。是历史的复杂，文化的复杂，民族人格的复杂！中国人现在仍在这种历史的复杂中挣扎！
产生官场文化的基础是传统极权体制。是权力地位的私相授受，是浓厚的人身依附关系的环境氛围。官场人物的病态人格由此产生。
首先谈中国官场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那就是宦官，也就是太监群体。历史上由秦至清，历朝几乎都出现过权倾朝野、影响极大的太监。例如秦朝的嫪、赵高。汉朝的十常侍。唐朝的高力士、李辅国、仇士良、鱼朝恩。宋朝的王继恩、童贯、梁师成。明朝的王振、刘瑾、魏忠贤。清朝的安德海、李莲英、张兰德等等。真是举不胜举。
太监因为是被阉割之人，失去了生殖和过正常性生活的能力。这种特殊的身体状态，加之宫庭内的生活环境，从而大多产生出一种畸变的心理状态。当然，对中国历史曾产生过好影响的宦官也有，例如司马迁、蔡伦、郑和等。但是作为一个群体，那是极少的特例。绝大多数太监，在取得权势后都成为祸国殃民的帮凶或主凶。他们的那种贴近最高权力，处于权势争斗中心的地位。那种充满倾轧、算计、争斗、波谲云诡的环境。促使他们养成了卑贱、奴性、附势、孤独、迷信、多忌、贪婪、凶残的变态人格。太监的变态人格，作为一种宦竖人格被定型下来，成为了中国官场人格中的一个重要类型。而且对整个官场文化的形成产生过极大的，不可磨灭的影响。赵高的指鹿为马的演练，成为历代官场专权树威的经典模式，就是一例。而魏忠贤公开称九千岁，到处立生祠，肆无忌惮地弄权。大量网罗朝廷大臣做干儿子，完全不把满朝文武放在眼里。都是典型的例子。
宦官群体，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是已经终结了。但是它作为一个群体。而且是对中国历史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群体。对官场文化积淀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群体。其残留下来的影响是长期难以终结的。不信，只要看看辛亥以来，历代有着浓厚权力附庸色彩的官场人物。那些以贴近绝对权力为能事，奉行着宦竖人格的官场人物的作为，就可以明白。
总之，宦竖人格，作为一个曾长期存在于中国历史的现象。就象酷刑和缠足之类的历史现象一样，对整个民族心理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官场人群中，另一个群体类型的病态人格，是臣妾人格。此群体包括帝王官吏和后宫嫔妃。之所以把帝王包括在内，一是因为臣妾与帝王的角色是经常可以转换的。例如汉朝的吕后、王莽、董卓、曹操，唐朝的武则天、韦后，以及后来的赵匡胤、慈禧等等。有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取得了帝王地位。有的干脆取而代之，当上了皇帝。历史上的例子实在太多，举不胜举。二是“臣”作为动词用，意即“役使、统率”。即现代汉语中的上级领导下级。而这种役使、统率、领导的关系，在等级的阶梯中，处于顶端的是帝王。臣妾相对于帝王而存在，帝王依赖于臣妾以生存。这种生态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其角色定位也不宜绝然分割。再者，帝王在一个独立的时间段、空间段，只能有一人。所谓“一山不能存二虎，一国不可有二君”。帝王的群体效应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才能体现。而在历史长河中的群体效应，却怎么看怎么也是：“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如要细细分析，在历史上，开国皇帝的表现或各有千秋。而继承大统者，如果遇上“佳子弟”。自身素质较好，又肯虚心纳谏。国家或者还可过上几天好日子。若碰上“无赖儿郎”。自己昏庸愚昧，邪狭不堪。大权或旁落太监，或旁落于外戚权臣，则国家很快就会一塌糊涂。例如明朝就几乎全是这样的“无赖儿郎”。所以，帝王的人格，被列入臣妾人格范畴，是没有被冤枉的。下面的论述，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
“臣”字，《说文解字》中说它“象屈服之形也”。亦有古人云：“役人贱者，男曰臣，女曰妾”。中国史书上最早出现“臣妾”词组，是在司马迁的《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国为吴王夫差战败，“勾践请为臣，妻为妾”。于是，一位国君和他的夫人，就这样作为第一对有名有姓的“臣妾”，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国的历史！这是有相当象征意义的。由此可以推断帝王臣妾的地位是多么的变幻莫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固然是无上的荣耀。早晨贵为王候，晚上沦为阶下之囚，亦是常事。荣枯咫尺可异，瞬息可至。这就是为帝王臣妾者的生存状态。
“伴君如伴虎”的生存环境，使臣下有一种临渊履薄的心态。这种时刻被恐惧控制着的心态，与帝王随时怕臣下夺取王位的心态相映成趣。也是容易形成病态人格的原因。
作为谦词自称的“臣”“妾”二字，真实地反映出自称者的谦卑、臣服的心态。这是臣妾人格的心理基础。以臣妾角色定位的人群，一类是以臣之心态为妾的后宫嫔妃。一类是以妾之心态为臣的大小官吏。这一类人群，官本位意识非常强烈。对官场等级制度有一种达到痴迷程度的迷醉心理。
臣妾人格和宦竖人格，都是一种阴柔型人格。在政治环境中很容易由柔顺、谦卑走向屈从、谄媚、卑微与庸陋。而这种状态，一旦因权力地位改变而走向反面，又容易体现为释放出来的是凶残暴虐。所以说，阴柔的另一面是阴狠。谦恭卑微，委曲忍辱的另一面是专横跋扈，刚愎自用，颐指气使。奴性与专制共存，是臣妾人格的一大特点。在官场伦理中，忠君是第一位的要求。对君主绝对正确与臣妾绝对服从的永久性确认，是封建等级秩序的基础。也是中国专制极权赖以长期存在的基础。
还有一种文化，也对权力文化，官场文化产生过不断的、深远的影响。而它却被研究者长期忽略，这就是流氓文化。因为这种文化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条件和背景，因此，后面将另章单独阐述。
中国官场中，大多数时候，最得意的是两种人。一种是伪君子。这种人城府很深，心机很深，深知“诈仁犹自王”的道理，满口的仁义道德，其实是满肚子的男盗女娼。另一种人是真小人。不掩饰自己的小人身份，并无耻地以小人为荣。完全不要脸面，没有道德底线，不守游戏规则，什么丑恶的事都敢公开做出来。这种“伪君子”和“真小人”的行时与否，又与当时最高当权者的喜好及官场成员主要来源的群体效应有关。在有些时期，甚至会发展成集“伪君子”与“真小人”于一身。总之，为官者面具是可以改变的，唯一难以改变的是他们变态的人格。
西方的基督教教义，明确地将撒谎定为一种罪恶。佛教中也有“出家人不打妄语”的表述。而中国的官场文化中，“兵不厌诈”“说不了假话，干不了大事”之类的表述，却占据了统治地位。虚伪不但不是一种罪恶，甚至成为官场中人不可或缺的品质。美其名曰“喜怒不形于色”，曰“有城府”。
中国社会长期地语言文化二元化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官场文化的影响。长期的文言文和白话文分离的历史，是官方语言和民间语言分离，文字语言和生活语言分离的历史。从而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语言系统。文言文的使用虽然基本结束了，但是语言二元化却至今仍是中国语言文化中的一个症结问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作为白话文运动旗手的胡适先生曾大力提倡讲话著文都应该“明白如话”。但是这场运动基本上只从形式上触及到中国语言文化的二元化。而对于中国文化人格上的二元化，却几乎没有触及。因此，虽然语言形式上已经白话化了。但是官方语言，亚官方语言的虚伪性风格却丝毫没有改变。根源于专制政治环境和官场文化浸染的语言风格偏移。是一种偷换概念的偏移，是一种混淆是非的偏移，是一种在话语霸权威胁下不敢直面事实的偏移。官话、假话、虚话、套话、大话、狠话仍然充置在整个社会的主流层面上。这种场面语言和生活语言的分化，在中国始终存在。只是在各个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罢了。
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已经利用封建极权建立起了权力文化的话语系统。在近现代史中，某些政治势力为了自我的政治需要，在自己信奉的意识形态基础上，打出反传统的旗帜，建立起了自己貌似全新的话语系统。这种话语系统编造了许多服务于自我政治需要的故事，对历史和现实进行了歪曲性解释。这种貌似全新的话语系统实际上并未脱离中国权力文化的虚伪话语系统的本质。承袭的仍是封建极权话语系统基础。从而仍然只能是使自己的成员和被洗脑的民众生活在一个偏离、背离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的话语系统之中！文革时期，官方话语，甚至渗透到了家庭的日常语言里。渗透到了精神病人的语言里。渗透到死刑犯的临刑语言中。“言为心声”成为一种不可企及的境界。对人的威慑和洗脑到了空前的程度。这是多么可怕的社会现实！
如果说，这种二元化的语言文化和人格文化现象，原来只存在于受过教育的主流社会。则现在，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电视广播等大众传媒形式，教育手段的普及，受教育机会与受教育面的普及。这种现象在扩展，在侵蚀原本纯朴的人群。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是毁灭中华民族未来的危机。如果任这种势头发展，中国的经济既使完全赶上世界水平。中华民族仍不可能堂堂正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官场的黑良心传统，莫过于文化性的专制暴虐传统。历史上统治者人为制造的一切大的人祸灾难，诸如大屠杀、大饥荒、大规模的文字狱、迫害狂热等等。历来的统治者不但不以为是耻辱，而且将这些灾难视为维持其统治的重要统治资源。因此，新的统治者往往从一开始就乐于制造一些这样的人为灾难。用这些灾难明确地告诉人民：一切灾难都记忆犹新，你们应该对现状心满意足。这是一种先将你打入十八层地狱，然后再把你提到十七层，十六层的把戏。你应该为能呆在上面几层而感到幸福。因此，你们不但不应该抱怨，而且应该感激涕淋，谢主隆恩。如果你们试图反抗，以前的灾难就是你们的榜样。中国的老百姓，就明确无误地生活在这样的恐吓之中。
在东方，连外民族的人，都知道这种恐吓的统治资源的重要性、有效性。因此就有了蒙古帝国时的大屠杀。有了满族入关后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也就有了二战时期日军的“南京大屠杀”。（对日本人相当了解的梁启超有一段话：“日本人尝言曰：**一部历史，实以浓血充塞之历史也。吾耻其言，虽然，吾不得不忍其言。”可以作为这一事实的反面注解）
唐太宗在完备科举制度以后，曾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我殻中矣”。千百年的科举制度，作为选拔官吏，笼络知识分子的手段，是成功的。它首先使“以文乱法”的儒生套上了笼头。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读取圣贤书，货予帝王家”成为一种思维定式。“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成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从而也使中国的知识精英，作为权力的附庸，难以产生俱有独立人格，独立精神和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精英荟萃的官场中，精英成了权力的奴隶。他们的聪明才智被大量运用于“做官”上。从而使许多传统的优秀文化，被嫁接运用于统治争权术。例如古代兵家总结出来大量的计谋范例，基本上围绕“兵不厌诈”的主旨而产生。这在你死我活的军事斗争中，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后来的官场人物，将其大量运用于政治斗争，运用于人生争斗。又例如太极拳的精神：“外表貌似柔顺，善于闪避解脱，善于借力。躲开了攻击，马上转为凶狠的进攻”。有些炉火纯青的官场人物，简直就是这种精神的化身。一切都烂熟于心，成为了身体的一部分！权谋已经成为一种基因进入了中国的权力文化中。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官僚群体，是一个团体意识强烈的利益群体。他们内部虽然充置着你死我活的矛盾和争斗。但是，他们相对于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诉求，却明确地以“官官相护”的潜规则表达出来。这种不分黑白对错，不讲是非曲直，没有道德评判，没有法理规则的“相护”。是一种重要的官场逻辑。
中国官场，形成了大量与民间逻辑相悖逆的逻辑。对皇帝的吹捧，官场中的相互吹捧。一切可以联系上、不能联系上的题材，都可以成为吹捧的题材。于是歌舞升平，太平盛世的鼓噪总是不绝于耳。大量“盛世华章”、“盛世华衣”、“盛世华彩”、“盛世吉金”、“盛世华乐”、“龙飞九天”之类的肉麻词语被制造出来。一点可怜的、社会起码的进步，都成了因“天子圣明”而天降的祥瑞。罔顾事实，大而不当的吹捧吹嘘，无耻地贪天之功以为己有，成为中国重要的官场文化，成为中国无时不有的风景线！
当前社会发生的体制性、制度性腐败，是以权力的滥用为标志的。泛权力化、泛行政化的国家社会一体化体制，是权力空前恶性膨胀的基础。这个恶性膨胀的过程，官场文化的沉渣泛起，起着相当大的主导作用。中国只要保留了极权，不管是什么政治势力据有着极权，积淀深厚的腐败文化必然沉渣泛起。官场文化积淀下来的大量观念意识，大量明规则，暗规则，大量陋习陋规。这种主流社会在价值取向、道德准则、行为规范、游戏规则上的严重异化。不但影响着官场人群，也严重地腐蚀到了民间社会。对全社会起着无可估量的恶劣示范作用。社会道德的大面积滑坡。造假舞弊、急功近利、不顾后果，无不与这种主流社会的恶范作用有关。这种恶范的严重后果导致了我们民族对权力的崇拜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进入了一种空前的恶性循环。这是一场真正的民族危机！
中国官场的政治生态，是造成传统的官场文化能够沉渣泛起，变本加厉地“发场光大”的主要原因。官场精英在“揣摩”君上和揣摩时尚方面总是与时俱进，领风气之先的。因此官场风气的腐败程度，实际上也是政治清明与否的晴雨表。制度性、体制性腐败的恶性发展，使制度层面的政治改革已经成为非常紧迫的话题。当各级政府部门的官员真正成为了服务社会公众的政府雇员，受到各个层面的监督制衡，而不是成为各级掌权者的附庸、奴仆。当各级掌权者真正是经过选民之手民主直选出来，而不是权力的私相授受。则官场文化才有可能是被抽去了釜底之薪。到那时，中国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员，才有可能成为人格健全的，真正服务于社会的公众人物，只有到了那样的时候，中国的官场文化才有终结的可能。
七、流氓文化——边缘人群入主主流社会产生的文化杂交
流氓文化，对中国权力文化系统曾产生过长期而深远的影响。它作为权力文化的一种支文化的存在，必然是受权力生态的影响而产生的。中国经常性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格局。不断取代，不断鼎革的权力格局。给边缘人群中的精英人物参与权力争斗，提供了历史机会和历史舞台。没有边缘人群经常性地入主主流社会的历史过程，就没有流氓文化。
这是一种容易被研究者忽略的文化。这种边缘人群入主主流社会产生的文化杂交过程。不同于主流社会内部发生的取代过程。由于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大不相同。在价值取向，审美情趣，道德准则，游戏规则，行为规范等各方面，都有许多不同的表现。从而这种文化杂交过程产生的文化变异不容忽视。又由于这种文化杂交曾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另外还有少数民族入主汉族社会产生过的文化杂交过程）其对中国权力文化的形成，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且至今仍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社会生活。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
论到流氓文化，涉及源流，不能不上溯到古代的游侠阶层。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通过这段话，我们可知古代的游侠人物，行侠仗义，扶危济困，诚信而果敢，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是他们人格魅力的共同特点。春秋战国时期，诸如：公孙接、田开疆、古治子、专诸、要离、聂政、荆柯等人，以及汉初的朱家、郭解之流，都是属于这一类人物。在当时，这些边缘社会的优秀人物的人格力量。和主流社会的贵族精英，如战国的四公子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之流的人格力量相映成趣。田横及其门下五百士的死节事件，是最能反映出这种精神余绪的事件。可见那个时代，不管是主流社会还是边缘社会的精英人物。追求一种人格上的完善是社会时尚。在气度风范上有许多类同之处。只是因为社会地位、环境的不同，而表现有所差别罢了。现在，只有社会还保持相对原始的边远或少数民族地区，才保留了些许诚信忠直的风范。这是人类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的无奈和悲哀。但是随着制度性保证的出现和完善，这些人性真善美的品质，应该有一个全面的道德回归的过程。在中国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这个制度完善、道德回归的过程，尤其显得艰难而漫长。当然，这又是题外的话了。
让我们仍回到本章的主题：“流氓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那种社会历史格局已一去不复返。从秦朝开始，通过汉以后的完善，中国进入了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社会。皇权至上始终铁定不可更改。主流社会的人身依附色彩愈浓，权力争夺手段日益卑劣邪恶。欺骗麻醉与严刑峻法，互为表里的统治方法。这一切致使整个社会的社会正义风气日渐消弥。而主流社会的贵族气度，贵族风范则几乎消弥殆尽。在行为观念上的恶范作用，则日趋严重。边缘社会的精英人物，由于生存斗争的需要，更容易受到这种恶范作用的影响而改变自己。游侠人物作为一个阶层，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游侠文化也逐渐被流氓文化所替代。原来边缘人群中的领袖人物，以他们的道德、智慧、意志的人格力量和英雄主义的精神，而突出于群体之上。成为相当大的人格感召力量。后来，却由于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恶劣，致使他们混身沾满了混迹于社会底层的恶习。且锻炼出一份特有的狡诈与虚伪。“及时雨宋江”的人格魅力已明显不如朱家、郭解之流。这就是流氓文化，源于游侠文化，却止于无赖文化的历史原因。
当然，并非说，中国已经完全不存在侠义人物和侠义人格了。至今中国社会上，仍然有独俱激烈性情，敢于面对丑恶，挺身而出打抱不平的英雄人物。但是时至今日世态，他们的个人行为越来越难以唤起群体效应。从而也难免越来越带有堂吉诃德的色彩。更何况他们既难以参与进权力斗争。难以成为边缘群体的领袖人物。且经常受到挫折和打击，所以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假如他们以边缘群体的领袖人物身份参与传统意义上的权力争斗，则其人格总是难免会由侠义人格转换为流氓人格。这又应了阿克顿的一句话：“权力容易使人败坏。”权力对人格的腐蚀性就是如此强烈！
不断取代，不断鼎革的社会历史机制。使中国社会容易出现缺乏理性的政治狂热。这是一把悬于中华民族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种政治狂热之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反复出现。如前所叙，是因为社会的危机积累机制。民间社会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越来越恶劣。弱势群体在受到主流社会的诸多不公正待遇后、会产生一种仇视主流社会的反社会心理。这种心理，在个人状态下会表现为不讲对象的滥施报复。在群体状态下，在盼望“明主清官”屡屡失望后，就会转而盼望揭竿而起的英雄。盼望高举复仇旗帜以暴制暴的救世主。政权的周期性更迭、使社会边缘人群、弱势群体。几乎总是在周期性地期待这种渲泄性的“狂欢”。
如果说“每一个中国男人的内心深处都潜藏着一个暴君”，这种表述方式未免太刻薄的话。那么，从文化传统和潜意识的角度看。中国人的专制仇恨意识之强烈，嗜血的原始冲动及漠视生命的传统之深厚。从这个角度上说，此话是不无道理的。
《水浒传》中的黑旋风李逵，是一个极俱象征意义的人物形象。两把板斧、不管对象、劈面砍去。“黑旋风”是不讲道理的风，是没有理智、缺乏理性的风，也就是流氓阶层刮起的旋风。是对腐败的主流社会的纯武器的批判，纯逆反的反应。历代的所谓农民起义基本属于这个范畴。例如黄巢、张献忠之流，嗜杀成了他们的主要表演。就这样，中国的历史，周期性地上演着暴君的暴虐和暴民的暴虐。到了近代，义和团干脆成了腐朽愚昧的最高统治者，用来对付变化着的世界的工具。暴君的暴虐，在这里以暴民暴虐的形式出现。到了现代的“文革”时期，这种以暴民暴虐形式出现的暴君暴虐又上演了一回。全国城乡的民众，以至于上至国家主席的各级官员，许多遭到了“群众专政”毫不留情的迫害和虐杀！
这种以暴制暴的“暴烈革命”。是以专制反对专制的努力，收获的几乎必然是专制。救世主实际上离恶魔只差一步。而且几乎必然变成恶魔。这是历史的辩证法，中国的历史总是在不断地证明这一点。
陈胜、吴广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刘邦在权力争斗中取得胜利当上了皇帝。这些历史事实都大大地鼓励了边缘群体中的精英人物参入权力争斗的信心。以后历朝历代的取代鼎革历史又在不断地增强这种欲望。一旦时机出现，这些精英往往不再安于附庸地位，而乐于参加问鼎的争斗。
中国历史上的楚汉相争。项羽和刘邦的争权斗争，俩人的表演过程是俱有相当的象征和典型意义的。出身楚国贵族的项羽和出身下层社会的刘邦各俱特色。项羽勇冠三军，以勇力著称，所以从一开始就占尽上风。而刘邦功于心计，后发制人。项羽有妇人之仁，不善于听取部下及谋士的意见，但基本上遵守游戏规则。刘邦则特别能隐藏自己的心机，待机而动。又能虚怀若谷，善于用人。当时的优秀人材，张良、萧何、韩信、曹参等莫不为其所用。刘邦为了取得夺权斗争胜利的大目标。甚至能坚忍到，当项羽要烹煑其父亲时，竟能镇定到要求分一杯羹的地步。最后，项羽只能落得乌江自刎的下场。
刘邦和项羽争权斗争的结果，是中国权力斗争历史的一个象征性结果。从反面映证了孔子的一句话：“君子可以欺其方”。从此，遵守道德准则，遵循行为规范，游戏规则的“君子”。在权力争斗中将不敌无赖无行的小人。项羽基本上算是一个真君子。讲诚信，守规则。而刘邦则是一个集伪君子和真小人于一身的人。既虚伪，又无赖无行。这从他的一系列表演都可以看出来。尤其是从他在夺得天下以后的那份志满意得，从他排除异己，滥杀功臣的表演，无不得到证明。他其实没有道德操守，不守游戏规则，有时甚至不惜露出完全的流氓嘴脸。
有人说，项羽的自刎乌江，象征着中国最后一个真正的贵族，在精神和肉体上的消亡。因为从此，中国主流社会的诚信果毅，爱惜名誉胜于生命的风气逐步消亡了，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而刘邦的为人，则可以用假仁假义、无赖无行来概括。从而树立了他中国第一位流氓皇帝的形象。从此，假仁假义、无赖无行一跃成为中国主流社会的主流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说，刘邦的上台也是一个象征，象征着中国主流社会贵族气度，贵族风范的终结。
而作为东方文明发源地的中国，这种终结是非常可悲的。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人口众多，文明久远的大一统大国。它的主流社会，没有一部分精英人物，始终坚守着其人格的高尚，气度的优雅，是非评判的鲜明。没有人坚守惜名誉，重诚信，俱有仁爱悲悯情怀。没有人保持敢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风范。反而让奴性、卑劣、欺诈、贪婪占了主导地位。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一部分精英作为社会良知和正义而经常起着主导作用。则它的主流文化就必然会迷失健康发展的方向。
中国历史上的流氓皇帝，诸如刘邦、朱元璋之流。他们出身低微，其夺取政权的过程，是一个军事斗争、政治斗争交织的过程。是一个充置着阴谋诡计，背信欺诈，杀戮毁灭的过程。也是一个由一无所有的社会底层人物变成富有天下的皇帝的过程。这些开国皇帝的心情，是志满意得和生怕失去的心情，思维定式仍是不断争斗的定式。他们入主主流社会的暴发户的洋洋得意，目空一切。与文化修养上的先天性缺乏感形成的自卑交织着。
这些人往往没有对历史传承的依恋，却有着对权势威赫的痴迷。他们争取政权的过程，利用了下层民众和战友们对原来的旧社会的仇恨。进行过同仇敌忾，艰苦卓绝的斗争。也曾提出过大量煽动、蛊惑人心的口号。其中包括许多夺取政权后不能或不准备兑现的承诺。但地位改变以后，他首先考虑的必然是保持自己绝对权力的地位。这种复杂的处境和复杂的心情，决定了他文化情绪上的矛盾。朱元璋就是这样一个“圣贤盗贼之性，兼而有之”的皇帝。其实这种定性，仍然是一种立足于儒教立场的定性。他的性格特征，实际上是残暴、专横、卑劣、多疑、嗜杀、寡恩兼而有之的性格。骨子里就是一个流氓、盗贼、暴君人格组成的多重人格。
正是一些这样的人物，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破坏。这种破坏，从文化学上定义，可以定名为反文化运动。当然这种反文化运动，不只是边缘人群入主主流社会才会发生，它在其它民族文化的入侵时也会发生。例如中国的第一次大的反文化运动，就发生于边陲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社会的秦朝。以焚书坑儒行动而达到了反文化的高潮。
但是，社会边缘人群中的精英人物入主主流社会，所产生的反文化运动，不同于异族入侵产生的反文化运动。它会更大程度地冲击原来社会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游戏规则。也更大程度地影响着原来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等观念形态。这种反文化的浪潮有强有弱，有大有小，程度不一，表现不一。例如：朱元璋保留了崇奉孔子的儒教的地位。却把儒家思想第二奠基人孟子的神位，移出了作为儒教殿堂的孔庙。又例如太平天国。洪秀全可以扫荡包括孔孟儒教在内的一切其他宗教，一概斥之为妖孽，而只保留其拜上帝教的地位。可以全面地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改变原有的社会秩序、生活秩序。甚至可以禁止太平军中的夫妻过性生活，以显示其权威及对原有秩序的轻蔑。
中国的最近一次反文化运动，发生于“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是一场典型的，最全面，在世界历史上几乎也是空前绝后的反文化运动。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会引起世界的全面关注，之所以会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符号式的反文化运动而载入史册。是因为它对传统文化全面颠覆的极端形式，是因为其借助神权政治的思想资源所掀起的一场现代造神运动的巨大规模和对一个文明大国的巨大伤害程度，以及其导致的极端权力对全社会的极端控制程度。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其首要动机是夺回在党内渐次失去的各种优势（包括思想优势、组织优势、法理优势、情理优势等等），巩固和加强其个人崇拜和个人独裁的地位。他利用了中国社会顽固的神权政治思想资源，却打出了反叛传统的思想旗号。他更利用了人民群众对政策灾难和官僚体制的不满，把自己打扮成民意代表，用以打击体制内对其政策不满的官员群体。而人民群众中对现有体制不满的人群，则利用“文化大革命”这块招牌，揭竿而起，“奉旨勤王”。这种“勤王军”却象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勤王军一样，几乎无一例外地各自心怀异志。这就是有所谓“可控文革”和“失控文革”、“人民文革”和“官方文革”之争的实质所在。
这场反文化运动，以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为开始。以“破四旧，立四新”的形式而达到高潮。大批判的对象包括那些那怕带有一点点传统色彩和传统内容的精神文化产品。一概被斥之为“封资修”，也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到了“破四旧，立四新”时期。则干脆连那怕带有一点点所谓“封资修”色彩的物质文化产品。诸如各种印刷品、庙宇建筑、雕塑绘画、园林艺术、老字号门面招牌、各个时代的标志性建筑。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人物的纪念建筑陵墓。远到少数民族地区如西藏的寺庙，无不遭到全面的破坏。精神文化方面的，除了所谓“封资修”的内容外。扩展到包括宗教组织，民风民俗以至于象云南摩梭族的走婚制度等，也无不遭到全面的破坏。
一个艺术家，如果宣称自己是“无法无天”。这可以理解为是表白自己的不守成法、不遵旧章。是努力寻求艺术上新突破的宣言。一个政治领袖。如果面对世界媒体，公开宣称自己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则恰恰是泄露了他处于权力顶峰上的志满意得心情。以及其心目中完全无法律约束，无行为规范，无游戏规则，无道德准则，只有任性胡为的内心世界。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必然是无穷的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样的心理支配下，以文化革命为表象，权力斗争为实质，最典型的一场反文化运动。中国历史上这种不断出现，只是程度不同的反文化运动，导致了中国历史文化流传无序的割裂感。导致了中国人民在观念形态，规则规范上的无所适从。从而造成了中国社会经常成为一个失范的社会。唯一流传有序顽固发展着的是权力文化！
流氓文化，绝非简单地表现为社会底层某些人群的无赖无行。有时它会随着边缘人群的群体性入主主流社会而登堂入室，恶性暴发。有的历史时期，甚至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体文化的主导部分。当由蛊惑而产生的理想色彩彻底破灭以后，权力、金钱会成为唯一的追逐目标和兴奋点。无知、无耻、无所顾忌，可以成为恃仗的本钱与资源。一切世间邪恶、罪孽、非道德的手段，均可成为武器。以玩弄小聪明得逞于一时为得计。明确地露出“在我之后，那怕洪水滔天”的气势。毫不顾及可能产生的任何可怕后果。于是，自以为就这样便可以让弱者永远接受他的统治与欺凌。就可以让强者畏惧、顾虑他的卑劣。正是这样思想意识的支配下，腐败、丑恶、罪孽在社会公开层面肆无忌惮地张扬着，公然挑战正义。就这样，在京中公然有人以作家身份，拿出一付泼皮嘴脸用所写书名宣言：“我是流氓我怕谁？”
这种宣言，明确地昭示着流氓文化的主导地位。中国人历来揣摩、意会、窥测形势的能力特别强。于是全社会各个层次的流氓行径便大行其道。道德准则，游戏规则，在权力场、利益场中的某些人心目里，便形同虚设。这就是当前社会越来越走向失范社会的重要原因。流氓文化，作为权力文化的一部分，影响之深远、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侵蚀之严重，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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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马恒河畔，剑指天山西； 碎叶城揽月，库叶岛赏雪； 黑海之滨垂钓，贝尔加湖面张弓； 中南半岛访古，东京废墟遥祭华夏列祖； 汉旗指处，望尘逃遁—干； 犯中华天威者，虽远必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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