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的目的不只是维护生理功能，健康的含义还包括精神的一部分，残疾人也可以有健康的精神，所以，他也可以活的比很多肢体健全的人更幸福。可以看看《阿甘正传》，导演通过影片在和大家讨论“什么是真正的健康”。影片描述了三种残疾，分别是片中的阿甘（智力残疾），阿甘的女友（精神残疾），阿甘的在战争中失去双腿的长官（身体残疾）。身体残疾会引发心理残疾，心理残疾会让人迷失生活的方向，失去活下去的信念，对人的影响是致命的。阿甘虽然弱智，智力残疾，因为弱智所以不会想太多，只是简单的活下去，执着的做某件事，而这恰恰是一种健康的心理，健康的生活态度。正是这种执着给阿甘带来了好的生活，同时也影响了身边的朋友，影响了女友应响了战友，使他们的心理慢慢康复，可以健康的生活。阿甘有点大智若愚的感觉。让人回味究竟什么才是聪明什么才是智慧。

　   我国医学的肇始可以远溯到神农时代，在周朝医即为百工之一而成为独立的职业，以后逐渐形成了以中医为主的传统医学，医务道德也在历史中成型、发展并臻于完善，许多中医典籍对医德都有详尽阐述。这是我国传统医德的主要组成部分。
随着西方医学的传人，西方的医德也随之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如Hippocratic Oath医生誓言、南丁格尔精神等等，，添加了新的内容（如护士道德），其精神实质多数与中医医德吻合。
到了近代，在革命根据地形成了新型的医务系统，也形成了自己的革命医德。以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发表《纪念白求恩》为标志，“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成了所有医务人员的座右铭。中医的医德、西医的医德以及在革命根据地形成并在共和国成立后鼎盛的革命医德，组成了中国的传统医德。 
传统医德强调的是医务人员的奉献，所谓医者仁术，它是在自然经济和不成熟的产品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成。

     现代医德的特殊性表现为与物质联系更加紧密和趋向于法规化。 
　  现代医德与物质联系更加紧密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医疗设备的紧密结合。随着科技的发展，医疗的诊断和治疗设备日新月异，日趋精密和准确，大大提高了诊治水平。但是医疗科技无论发展到何种高度，都必须由人来掌握、操作。医务人员的医德水平如何，直接关系现代医疗设备的使用效果，直接关系诊断与治疗，过去的医疗活动，主要依靠医务人员个体的观察、体验、思维，主体部分是医务人员的意识活动，而现在很大程度依赖器械、仪表和试剂，这样医疗手段的物质化带来了医德的新变化，医疗设备显示出的诊断水平的高低和治疗效果的好坏，与掌握、使用医疗设备的医务人员的医德水平有一定的关系。二是与物质利益的紧密结合。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更为重视自身价值，付出的劳动要求得到等价交换。医务劳动的质量受医德水平的制约，医德也附着了价值，所谓“优质服务，按质收费”、“高级病房”、“专家门诊”、“特约挂号”等的出现，实质上是医德价值的表面化，是医德与物质利益紧密结合的实证。 
      东汉末年，各地灾害严重，很多人身患疾病。南阳有个名医叫张机，字仲景，自幼苦学医书，博采众长，成为中医学的奠基人。张仲景不仅医术高明，什么疑难杂症都能手到病除，而且医德高尚，无论穷人和富人，他都认真施治，挽救了无数的性命。 
      张仲景在长沙为官时，常为百姓除疾医病。有一年当地瘟疫盛行，他在衙门口垒起大锅，舍药救人，深得长沙人民的爱戴。张仲景从长沙告老还乡后，走到家乡白河岸边，见很多穷苦百姓忍饥受寒，耳朵都冻烂了。他心里非常难受，决心救治他们。张仲景回到家，求医的人特别多，他忙的不可开交，但他心里总挂记着那些冻烂耳朵的穷百姓。他仿照在长沙的办法，叫弟子在南阳东关的一块空地上搭起医棚，架起大锅，在冬至那天开张，向穷人舍药治伤。 
    张仲景的药名叫“祛寒娇耳汤”，其做法是用羊肉、辣椒和一些祛寒药材在锅里煮熬，煮好后再把这些东西捞出来切碎，用面皮包成耳朵状的“娇耳”，下锅煮熟后分给乞药的病人。每人两只娇耳，一碗汤。人们吃下祛寒汤后浑身发热，血液通畅，两耳变暖。吃了一段时间，病人的烂耳朵就好了。 
张仲景舍药一直持续到大年三十。大年出一，人们庆祝新年，也庆祝烂耳康复，就仿娇耳的样子做过年的食物，并在初一早上吃。人们称这种食物为“饺耳”、“饺子”或偏食，在冬至和年初一吃，以纪念张仲景开棚舍药和治愈病人的日子。 
    张仲景距今已近1800年，但他折“祛寒娇耳汤”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每逢冬至和大年初一，人们吃着饺子，心里仍记挂着张仲景的恩情。今天，我们用不着用娇耳朵来治冻烂的耳朵了，但饺子却已成了人们最常见、最爱吃的食品。

    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 
他曾仔细研读过《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其中《素问》对他的影响最大。《素问》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张仲景根据自己的实践对这个理论作了发展。他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伤寒”。他还对前人留下来的“辨证论治”的治病原则，认真地加以研究，从而提出了“六经论伤寒”的新见解。 
    他除了“勤求古训”，还“博采众方”，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搜集。他对民间喜用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广积资料。 
为了更好地开阔眼界，“博采众方”，和同行交流经验，张仲景到了繁华的都城洛阳一带行医。当时文学史上号称“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之一的王粲（字仲宣），是“七子”中成就最高的作家、诗人。他和张仲景交往密切。在接触中，张仲景凭自己多年的医疗经验，渐渐发现这位仅有二十几岁的作家隐藏着可怕的“疠疾”的病源。有一天，他对王粲说：“你已经患病了，应该及早治疗。如若不然，到了四十岁，眉毛就会脱落。眉毛脱落后半年，就会死去现在服五石汤，还可挽救。”可是王粲听了很不高兴，自认文雅、高贵，身体又没什么不舒服，便不听他的话，更不吃药。过了几天，张仲景又见到王粲，就问他：“吃药没有？”王粲骗他说：“已经吃了。”张仲景认真观察一下他的神色，摇摇头，严肃而又深情地对王粲说：“你并没有吃药，你的神色跟往时一般。你为什么讳疾忌医，把自己的生命看得这样轻呢？”王粲始终不信张仲景的话，二十年后眉毛果然慢慢地脱落，眉毛脱落后半年就死了。 
张仲景热爱医药专业，很重视临床实践，时时“平脉辨证”，认真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相传张仲景五十岁左右，曾在长沙做太守。当时，他还时刻不忘自己的临床实践，时刻不忘救治人民的疾苦。但他毕竟是个大官，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入民宅，又不能随便接近普通老百姓。这怎么办呢？他想出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群众进来。他堂堂正正地坐在大堂之上，挨个地仔细给群众治病。时间久了，形成惯例。每逢初一、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就聚集了许多来自各方的病人等候看病。为纪念张仲景，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病人看病的医生，通称“坐堂”，那医生就叫“坐堂医生”。 
     那时，张仲景虽然当官，但并不热衷于官位。不久，他“见朝政日非”，叹息地对人说：“君疾可愈，国病难医。”遂挂冠遁去陷于少室山（《得汉医学丛书·丛桂偶记》），专门总结经验，搞医学著作。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中的经验，写出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又名《伤寒卒病论》）。这部著作在公元二O五年左右写成而“大行于世”。到了晋代，名医王叔和加以整理。到了宋代，才渐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金匮要略》就是该书的杂病部分。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它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书中还精选 了三百多方，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比较精炼，主治明确。如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白虎汤、青龙汤、麻杏石甘汤。这些著名方剂，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检验，都证实有较高的疗效，并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发展的依据。后来不少药方都是从它发展变化而来。名医华佗读了这本书，啧啧赞叹说：“此真活人书也”。喻嘉言高度赞扬张仲景的《伤寒论》，说：“为众方之宗、群方之祖”。“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中国医籍考》）。历代有关注释、阐发此书的著作很多。特别是注释、阐发《伤寒论》的著作，竟达三四百种之多。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对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的影响很大。特别是日本，历史上曾有专宗张仲景的古方派，直至今天，日本中医界还喜欢用张仲景方。日本一些著名中药制药工厂如小太郎、内田、盛剂堂等制药公司出品的中成药（浸出剂）中，伤寒方一般也占60%以上（其中有些很明显是伤寒方的演化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