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撤离原因何在？

    近来，中国一南一北两地出现了外资企业的“撤离潮”，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在北方，目前已经有103家韩资企业“无故撤离”山东。1月21日，由韩国产业资源部和韩国外交通商部、劳动部、法务部、大韩商会等共同成立的“无故撤离应对特别工作组”也开始进入青岛、广州等韩国企业集中的地区展开实地调查。(1月28日《国际先驱导报》)在南方，截至1月底，也有500多家台资企业搬离广东东莞。（1月21日《南方都市报》）

    这与早年FDI大举进入中国大陆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那么其原因何在呢？

    比较集中的意见认为，这是因为从1月1日开始实行的《劳动合同法》提高了劳动力成本，致使部分外企的预期收益下降，所以作出撤离的决定。在华的韩国中小企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厂，这一点与台资企业在东莞的情形类似。而此番《劳动合同法》至少带来了劳工成本上升的预期，韩国媒体估计认为在华韩资企业的劳动成本负担可能会增加50%以上。韩国《中央日报》的报道称，目前在华投资韩国企业约2万家，其中有20%出现亏损，预计将有4000余家亏损企业将撤出中国。但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其实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韩资企业从去年下半年起就已经开始撤离，而东莞从2006年开始就遭遇“民工荒”。这意味着中国长期被低估的人力资本开始升值，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得不面临转型或者实现梯度转移，转到劳动力更为便宜的地方去。而最近开始涌现的越南加工业也证实了加工制造业的梯度转移情况。因此，从劳动力成本的角度看，《劳动合同法》最多只是起了助推的作用，韩资撤离前，劳动力成本就已经上升。

    事实上，不少观点也指出，除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外，另外两个方面的因素也非常重要：一是两税并轨，二是环境成本上升。

    两税并轨对外资企业的影响显然很大，这意味着外资企业必须和内资企业处于同一竞争水平上。这或许是外资撤走的一个重要缘由。当然，这并不是说外资全面撤离。根据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的数据，约50%的韩资企业在中国销售产品，30%的企业返销母公司或者本土，20%出口海外。如此企业结构意味着后两者所占一半份额的企业，才会考虑撤离中国。因为它们除了受到两税并轨的影响外，还受到出口退税不断降低的影响，利润空间进一步收窄，甚至无利可图，只能一走了之。

    再加上近年来中国对于FDI以及各种投资推动型的经济增长展开全面反思，认为中国的环境成本在30年改革中被大大忽略，因此推出了各种环境保护措施和政策，包括环评风暴、绿色GDP考核等。尽管绿色GDP最后没有实行。而劳动密集型的来料加工制造企业，环境成本本身就比较高。之前地方政府可能出于招商引资的需要放宽标准，但现在环境也成为地方长官的一个考虑目标时，严格环境标准是必然的，这也使得这些外资企业感到压力。

    此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要认识到中国市场上的企业其实面临的竞争对手也是来自全球的，除了中国自身转型导致部分企业成本上升外，那些出口企业以美元结算，而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也加大了其成本。

    劳动力成本上升，两税并轨和环境成本提高，这是中国制造业转型的信号。那么部分外资企业的撤离，只能说其无法适应中国自身的转型，所以此类产业将会进行梯度转移，转到用工成本更低、有税收优惠和环境标准宽松的地方去。而留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将面临自身的转型，以适应迅速发展的中国市场。

    对于这种现象，张五常认为，这对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或者转移，可能使得中国大量的劳力无处安置，从而会丧失中国的优势和竞争力。

    就现实而言，张五常的担忧确实不无道理。资本对现在的中国而言，依然是稀缺的资源，如果外资撤离的速度过快，会给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和转型带来冲击。因此，如何缓解外资撤离给中国的就业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冲击，是政策制订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

    长远来说，中国的优势不能永远是劳动力成本低，而应是创新可能性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要政府放开市场，法律能得到尊重并切实执行，在转型过程中将会有大量的技术和制度创新，世界历史上曾经辉煌灿烂的文明的复兴也就指日可待。

来源：《东方早报》《凤凰网》